无声之声

生命里有这么一个人……

他经常坐在桌前，眼光越过门外的街道与尘土，看向远方。那里没有诗，只有迷蒙淡然。现实无法映入他的眼底，所有的光影、气味、声音仿佛都不存在。流转的时间；明灭的阳光，映照他无声的孤独。

这个人，是我的父亲。

沉默的族群

作为旁观的孩子，父亲身上那种融不进现实的疏离，一直带给我奇特的异样感。他退休得早，有时在桌前一坐就是整个下午，像棵被误植于旷野的老树；沉默、荒凉，又充满韧性与忍耐。等到我逐渐长大，开始通晓一点人事，把眼光投向和他相似的群体：那群被战火牵引，身不由己成为异乡人的老兵；他们的生命故事总是隐隐地刺痛我。

像父亲这样的人，是由著时代洪流冲刷，推向远方的一群。他们连浪都不是，只是随战争洪涛卷入河底的流沙；没有名字，不被记得，在生命的出海口，以残存的一丝价值，堆积成让后世安身立命的沙洲。历史巨大的噪音下，他们没有声音；社会乖张的意识形态中，他们没有话语权。口音成为揭撕不下的标签，不管多么想融入，都被划为外来者。

当我回想父辈们终其一生的失落与痛苦，该归咎于什么呢？他们的年代，除了被迫离乡，战争带来大规模人口迁徙的冲突；还有二二八、白色恐怖的历史伤痕；以及之后政治权力失衡的族群分化……，在在牵动社会情绪，使之被批判为「掠夺者」。即至今日，仍有人透过政治语言将 1949年迁移而来的族群，讥讽为难民、乞丐。

他们的痛苦，因这群人的凋零而结束了吗？不，我又在「新住民」¹与「新二代」²身上，看见类似痛苦的延伸；也在美国的移民现象中，看见那鬼魅的身影。

「跨界」的寄居者

小时候，住在台中一个名为「五张犁」的小村外围。门前数步之遥，有棵六、七人合抱的大榕树。偶尔帮父母进村跑腿，不识的村人总会好奇地问：「这是谁家的孩子？」。代以「某某某的」，最常听到的回答是：「罄阿卡的阿山仔子（榕树下的外省人小孩）」。村人很和善，但久长的年岁里，我们很难走进他们的生活。原因除了家宅位置偏僻，也或许因早期政治事件的影响，村民对待我们一家，总是客气、疏离，更或者说是戒慎地观察着。

事实上，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她和父亲的结合，也是时代的产物。我后来才知道，为了稳定军心，当年军中曾有所谓的禁婚令。³等到执政者接受现实，逐步开放婚娶，已是战后十多年。曾经年壮的士兵不再年轻；他们有乡归不得，想在台湾落地生根拥有家庭，却是困难重重。

社会普遍的耳语是：这些人总有一天会离开台湾；或抛妻弃女，或带家小远走中国大陆，从此不再与台湾亲族相见。 「好人家」的女儿和外省人通婚常遭侧目，甚至令家族蒙羞。记得父亲有位同袍刘叔叔，深眉阔目、长身而立，近似西方人的轮廓，连年幼的我也觉得英俊非凡。曾听父母提起，他有位感情深厚的本省籍女友，两人努力寻求女方父母的同意共结连理。然而终因外省人的标签而事与愿违，几年后女友也受迫他嫁。

我对刘叔叔的最后印象停留在国中之时，那次他带着新婚妻子来拜访父母。不确定刘叔叔当时的年纪，但肯定已过不惑之年，他的妻子是个重度智能不足的女人。我在餐桌上看他像照顾幼儿般喂食妻子，入夜帮她更衣洗漱……。不能理解，究竟是多深的孤独和想要家的渴望，驱动他接受这样的婚姻？

然而，刘叔叔并非特例。父亲的同侪中，有很多人的本省妻子，若没有先天缺陷，也是来自弱势族群；有些是原住民，又或者像我母亲一样出身贫困。母亲是养女，养父把她嫁给父亲，一方面缓解食指浩繁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收取聘金。因此一位嫁给外省人的台湾女性，在她的族群里也成为边缘人。

到了近几十年，我看见和母亲有某种程度相仿的一群人；她们被称为台湾的「新住民」。

不可讳言，自20世纪末，不少在婚姻市场受挫的单身男性转向东南亚或中国寻求配偶，造就了许多所谓的「外籍新娘」。她们在台湾生儿育女，为台湾注入了劳动力、生产力，和活活泼泼的多元生机。然而，因多数来自较贫穷的国家，再加上媒体对外来移工和外籍配偶的负面报导，例如：「外配都是金钱交易」；「外劳占用社会资源」等等，使大众对他们形成刻板印象，无可避免地遭受歧视。连带他们的子女，即所谓的「新二代」，也在寻求认同中挣扎，甚至为了躲避偏见，刻意隐藏母亲的背景。

战后迁台的外省人、他们的台籍配偶、当代的新住民……，在时代背景的牵动下，成为跨界的寄居者。作为母亲为台湾人的不纯粹「外省二代」，我和「新二代」一样，都是「跨界的孩子」，必须在多重文化、政治操弄和偏见中，找到自我定位。

我到底是谁？

世界的许多区域，因天灾、人祸、政治经济的波动等等，各种力量交互影响，不断出现寄居者并四处流动。每个人都有离开故土的理由，甚至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故事。

因缘际会下我来到北美，被标记为初代移民，成为另一个国度的寄居者。看到许多人的子女，做为第一代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即使操着流利的英文，也常因肤色、外型被当作外来者。他们承接着家族和主流社会的双重价值，在夹缝中寻求自我定位；在同化和保持族裔的文化中，逐渐摸索出自己的道路。当然仍有人存在着「我到底是谁？」的夹缝感。这些年随着移民议题的尖锐化，下一代可能要面对的，还有被激化的族群恐惧和资源分配的焦虑。

最典型的例子是2010年亚利桑那州通过的 SB1070法案。⁴ 它既是法律，也是把反移民情绪制度化：将经济焦虑投射到非法移民竞争；将公共安全压力归咎于移民；放大了资源分配的焦虑。该法案授权警察在「合理怀疑」时检查民众的移民身分。然而所谓的合理怀疑并没有明确标准，「外貌」可能成为非法的暗示。

近来，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简称ICE）强力扫荡非法移民的行动，更凸显这个问题。有位友人，周末带孩子到公园游玩，正巧遇到ICE盘查，因在场的只有她是东方面孔，成为重点盘查的对象，让她倍感屈辱。

美国作为一个多种族、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长期接收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他们的宗教、语言、生活方式、文化价值，都可能形成群体界线。旧移民和新移民之间存在着竞争和适应挑战，也带来经济和治安的压力。移民冲突容易上升为仇恨犯罪和社会安全议题。 1992年及2025年洛杉矶市中心的暴动，两者的导火线虽异，但深层原因都在于对公平、尊严、安全和资源分配的焦虑。

身为普通人，我无法提供宏观的视野；也无法以社会学的角度提出深刻的见解。只能试图理解当代「移民」的困境，并持续思索，神对「寄居者」的定义和心意是什么？

都是客旅，是寄居的

圣经从创世记到启示录，一贯展现神对寄居者、外人、弱势者的关注。其中鲜明且重复的核心教导是：要以怜悯、爱，与公义，对待寄居者。

神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参考彼得前书2:11）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在迦南地，雅各一家在埃及，漫漫历史中，经历了多次长期离散，非常清楚寄居的悲哀与弱势。我们在地上既是客旅，在生命的某个阶段，也都走过移民之路，所以当将心比心，以公平和尊重来对待不同族群的移民。

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35至40节提到：「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主将关怀寄居者视为真正爱祂的表现。圣经也勉励提醒：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希伯来书13:2）

我们当以同理心关怀移民，以爱心接待弱势；但爱并非没有边界，不讲原则。国家有移民政策和边境管理，必须尊重法律；在给予人道救助的同时，应平衡爱与公义；寻求资源的同时，要避免不公与滥用。近年常有一些移民生态遭到诟病，例如：各种型态的福利诈欺、滥用医疗、倒卖救济物资 和粮食券等等，时有所闻。这不仅失去了济弱扶贫的意义，也容易引发对移民的不满、敌意与排斥，让大批有需要的移民家庭陷入困境。

作为基督徒，若能在社区不同族群间促进理解与和解，在尊重真理和法律的基础上提供帮助，协助他们合法融入，我想才是兼顾公义和怜悯之爱。在互相理解中建立新的共存和共享关系，使爱神、爱人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关怀，最大限度地弥补融合过程的失落与痛苦。

不同世代的移民困境

父亲那一代大多已从人生谢幕；经过数十年，台湾的省籍界线逐渐模糊。时至今日，每遇政党之争，他们偶尔还会被抓出来鞭尸。当政客紧抱二二八、白色恐怖的历史伤痕不放，控诉早期政权对台湾菁英的杀戮、对人民的粗暴，有谁愿承认：同时代的人，不论本省、外省都是「同岛一命」？白色恐怖所清洗的，从来都不是只有台籍菁英。那个世代的人们，不都是牺牲者？台湾如今的安定与发展，何尝不是因他们的牺牲，在历史之恶中开出花朵结出果实？

人在大时代里，实在是微尘，没有人会注目渺小个人的痛苦。父亲那一代老兵的群像，在我心中，大多是卑微沉默。他们置身于历史漩涡，个人的生命、青春、家庭与亲情，遭拆解消融，却「无法言说」。

台湾新时代的移民命题，落在另一群需要被理解和接纳的群体上。新住民和老兵虽不相同，但两者皆因政治弱势，无法为自己发声；寻求融合一样是漫漫长路。社会有太多既定成见：肤色、文化、经济、语言，似紧箍咒牢牢套住他们。新二代也常在身分认同上陷入困境，还有人称他们是「在故土的异乡人」。

相较于台湾，欧美各国的移民议题，似乎更加复杂难解。和台湾非常不同的是：台湾的族群界线，可能因时间和社会演变逐渐淡化；在欧美，族群界线似乎更壁垒分明。再加上战争及社会条件恶化，人口大量流动，以致许多国家的移民体系无法消化。继之而起的是各种冲突和资源压力，导至民意分裂。 「移民」成为政治对立的筹码。如何兼顾人道和国家利益？是西方社会必须深入探讨解决的难题。

世人或许无法为这些困境找到真正、及时的解方。但我相信：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祂将我们放在历史的这个节点，必然有祂的计画与心意；你我也有个人的责任和角色。

无声的回音

蒋勋在文章中提到「戊戌政变」⁵，引用谭嗣同对梁启超说的话：「⋯⋯没有逃走的人，革命就没有人继续；没有留下来的人，就没有人牺牲。」蒋勋认为，每个人都有该扮演的角色：「逃亡有逃亡的意义；砍头有砍头的价值。」历史或许可用这个角度去解读。

放在移民史上，每个离乡背井之后落地生根的人，都是极渺小的个体，却都有他存在的意义―没有出走就没有文化的流动；没有流动就没有生命的冲撞；没有冲撞就没有浓烈的情感；没有这情感的厚度，就不足以成为文学、艺术和人文的沃土。离开故土的寄居者，绝大多数都没有自己的声音，然而他们的生命经验，在时间的长河里不断累积，荡漾出绵绵不绝的回音。

父亲桌前那沉默、荒凉、凝然不动的背影，虽是我的个人记忆，却也无声地对我唱着那个族群在那时代里的歌。

数十年后，我的笔尖才能再轻轻地唱出，赋予新的理解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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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新住民：指从台湾以外的地区，因结婚、工作、移民而至台湾定居的人士。
2. 新二代：新住民的子女。
3. 始于1952年，以《戡乱时期陆海空军军人婚姻条例》的形式公布，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战力、减轻财政负担，并阻止军队「落地生根」而影响对军队的控制。
4. SB1070法案，是美国亚利桑那州在2010年通过的移民法案，授权地方警察在合理怀疑某人为非法移民时，可以盘查、拘留，并要求出示合法居留证件；法案将非法移民视为刑事犯罪。
5. 戊戌政变，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发动的政变。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运动）时，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物， 透过光绪帝进行学习西方的变法运动。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历时103天。因损害到守旧派的利益，导致反扑，发动戊戌政变，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