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在今天還有市場嗎？
儒家要以「誠」作為「臻於至善」的原動力。
然而，若「誠」真能成為人類提升道德之力量，何以中國歷代諸朝的社會道德卻每下愈況？
誠信，最簡單的標準？
在一般人的認知中，總以為「撒個小謊」沒什麼大不了。人難免會非常順口、或不假思索地，編出「一堆謊言」。耶穌說：「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馬太福音5：37）此話易懂，卻乏人在意，尤其是最後一句，未免言重；這段訓誨根本不被當作一回事。
人類說謊的伎倆代有「長進」：由選擇性的說謊，到全面性的說謊；由個人的說謊，到集體的說謊。由當初說了謊會臉紅（良心發現），到今日說謊時面不改色；由組織性的說謊，到整體國家的說謊，進而建構了說謊的各種機制。當今之世，人已將固有道德徹底顛覆，甚至以說謊作為「新道德」，不說謊反成了「非道德」；劣幣驅逐良幣，成就了今日的「謊言盛世」，將全人類都圈入了謊言的歷史共業之中！
聖經最後一卷書〈啟示錄〉，講到人最後的悲慘結局：「惟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這是第二次的死。」（啟示錄21：8）讓人讀了不免大吃一驚。原本眾人一致認為無傷大雅的「微罪」─撒謊， 竟成了重罪，且集諸罪之大成，足以使人滅亡─在硫磺火湖中，永死不得超生。撒一個謊，真會如此嚴重嗎？
人類歷史究竟有多少謊言？
中國有兩本著名的史書，一為孔子編著的《春秋》，據《魯史》而作成，前後歷十二公，計兩百四十二年。因當時世道衰微，邪說暴行又多，臣弒君，子弒父，故孔子懼而作之。這是一部評論最高統治者的史書，因具春秋大義，至少應沒有虛言。另一部為漢太史公司馬遷所著的《史記》，共一百三十篇，亦為秉筆直書的史實巨構。司馬遷雖為史官，但風格卓立，取材嚴謹，不受統治勢力之影響。《春秋》與《史記》，為中國史書中兩部不可多得的真實典籍。
然而歷代君王在位時，都盡己所能影響史官，隱惡揚善，歪曲真相，造成史書的不實。只有當朝代更易之後，歷史的真相才有機會得見天日，但有許多青史早已成灰燼，真相便永遠消失了。所以到底歷史中（包括正史與稗官野史）有多少真相，又有多少謊言，實難評斷。
許多當代的主政者，由於種種恩怨情仇尚未了結，多半連上一代的歷史都不放過，想方設法造假改寫。甚至連可為佐證的照片也更換易位，以符合統治者的政治需求，只有隔了一代的歷史才不會去干涉。如此一來，經過許多世代的篡改，還能再找到歷史的真相嗎？除非與許多不同來源的史料交叉比對，否則很難辦明真偽。原來，人以為的「小罪」，卻因常犯、累犯、易犯、共犯，演變為歷史悠久的罪，到頭來，成了萬惡不赦的「大罪」！
▲《春秋》與《史記》，為中國史書中兩部不可多得的真實典籍。然而，歷史中因政治干預以訛傳訛的困境仍是無法避免。
人對「誠」的矛盾取向
其實人還是十分傾向誠信的；儘管在必要或非必要時，人都會撒謊，但內心總期盼別人對自己誠實。一旦發覺別人說了謊，被人欺騙了，你便會忿怒地大聲指責對方：「你撒謊！」理直氣壯，絕不會想到自己也曾撒謊騙過別人。
人們說謊，有時是「環境所逼，迫不得已」，如亞伯拉罕向法老王謊稱妻子撒萊為妹子，藉以避禍（參考創世記12：10-20）。但多半的撒謊都是出於惡意：有位國家領袖公開撒謊百餘次，這些瞞天大謊後來雖被揭穿，他卻洋洋得意，反以自己說謊是「應該」的；另一位「總統」素以說謊著稱，卻要標榜「真誠」，世人引為笑柄。
按世上法庭，均要求受審者誠實，且要求出庭者宣誓必說真話，但法庭也是謊言漫天飛的地方。無論是原告、被告或證人，都要先考慮其發言是否對自己有利，而將誠實放在一邊。除非鐵證如山，無法掩瞞，才會供出實情。
而執業律師更多淪為「職業說謊者」，無視於委託人真偽對錯，都要用盡各種方法，找出相關法律條文，以有利委託者的立場來辯護，絕對不會先考慮公正與否。有時一個案例宣判的結果，多數人認為不公，但因找不到證據，明知被告或證人之證詞不實，也無可奈何。當法官要犯人「從實招來」，有多少犯人能全盤托出？恐怕只有在末日的白色大寶座前，人的過犯無可遁形之時，才能誠實招供吧！
坦白，是對別人從嚴要求，而要求者本身，偏偏是最大的謊言者。世上的誠信既已蕩然無存，人們在爾虞我詐之際，不如乾脆讓「誠信」由字典裡消失，豈不省事？
不行。因為當人一面撒謊時，一面卻十分「期待誠信」，總盼望別人能誠實對待自己。世上最大的謊言集團─政府，最希望百姓都以誠實相待，想盡 一切方法，使人民效忠。
是的，「誠」在今天仍然有它的市場，而且這個市場還十分看俏，正如無神論者拼命反宗教，但其內心深處卻最需要宗教一樣。
儒家以誠為本
中國儒家治學，講求學究天人，變通古今。但所謂天人者，並不及於宇宙之第一因，也未達到宗教的層次，僅固守於人性的部分。孔子治學態度嚴謹，不欲以不知為知，所以他對神明避而罕言，僅表示「至誠如神」（《中庸》24章）。孟子對神祇的認知也略同，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故儒家僅集中求知於人性的部份，對天對神，心存嚮往，但敬而遠之。如《易經》所謂：「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認為神明為未知之智，只能保持崇敬的距離，存而不論，而對已知且有心得的人文、哲學部份，盡力經營。這情形與保羅遊歷雅典時，在壇上所見的「未識之神」（參考使徒行傳17：23），雖時地互異，但情況略同。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論語》里仁）儒家治學，一以貫之，而所謂一者，就是誠。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20章）這個「一」就是誠。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20章）這個「一」也是誠。
以上所提到的「一」均指「誠」而言。「誠」為儒家之中心思想與核心價值。孔孟哲學既以人為主體，以政治倫理之道德為其研究之範疇，由萬殊歸為一本，如老子之言：「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儒家將「道」歸納為「五達道」，將「德」歸納為「三達德」，最後都總括為一個「誠」字，即所謂「所以行之者一也」。
儒家的道德哲學，雖以人為主要的對象與範疇，但仍以天道為無上之嚮往。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上）
按儒家之「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庸》20章），意謂人要達到真誠，必須選擇至善，篤信力行，此思維十分正確，然而天下之至善，只有一位（參考馬太福音19：17），即神。但儒家捨信仰而就人性，故其發展便囿於「自明誠，謂之性，自誠明，謂之教」（《中庸》21章）。孔學捨棄對神之追求，俯就於人性之教化，因而走上一條自我限制的道路，自是意料中事。
儒家在追求天道的過程中，能發現人類最高的道德極致為「誠」，而人的困境為「非誠」，這思維應屬神賦予人的一般啟示中最高的境界。可惜未能得到神的特別啟示，自然無法獲得救恩，只能在泯滅了神最初賦予人的形象中，以僅餘的良知從事對真理的探索，在人性中發掘、尋覓「誠」的蹤跡了。
儒家在探究「誠」的過程中，將人的理性發揮到極致，有所謂「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朱子語）所謂「以求至乎其極」，即謂盡性，而盡性即出於至誠。由這種「豁然貫通」的明而達於誠，交互影響，於是「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中庸》21章）。
儒家講「誠」，已為時數千年，難道這「誠」過時了嗎？沒有過時。因為「誠」，正是今天人們心中一個最重大的、極待解決的難題。
▲孔學捨棄對神之追求，俯就於人性之教化，因而走上一條自我限制的道路，自是意料中事。
製造謊言的總代表
基督將世上一切謊言的始作佣者，直指為撒但魔鬼，自從人類的始祖第一次失足，便因心虛立刻講出了謊言。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牠從起初是殺人的，不守真理，因牠心裡沒有真理。牠說謊是出於自己，因牠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約翰福音8：44）
謊言可說是眾罪之源，是啟動罪惡的基因。由起初的亞當以降，人類便開始了說謊的歷史，此種罪惡在人類歷史中遞增與累進，以超幾何級數迅速增加。
一個嬰兒出生後，縱使將他安置在一個沒有罪惡污染的地方養育，但當他成長到有了自我意識之後，即使無人教唆，也會自動撒謊。由此可證撒謊為人類原罪的根苗。人要靠自己的修為來匡正，根本無此可能。禪宗所悟出的偈語：「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境界雖高，但應是指人在犯罪以前的情境。
人犯罪後，整個靈魂與人格都遭污染了。人既生於虛謊中，惹不惹，都是塵埃。但儒家思想卻能溯及人受造時的原型，發覺人乃因失去了「誠」，才陷於困境。儒家能有這樣的反省與覺悟，是一個重大的發現。但由「格物、致知」而至「誠意、正心」，卻為一條行不通的道路⋯⋯
基督將「誠」還給世人
近代日本電影大師黑澤明，曾製作一部經典影片《羅生門》。影片的主題指出：一件事實經由多人不同角度的觀察，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結論，最後讓人真假莫辨，是非不明，故「羅生門」一語成典。每天在人類社會中，上演著各種版本的「羅生門」。其實，真理只有一個，不容混淆。但這樣簡單的道理，人卻做不到，且永難達成。
末後的亞當道成肉身，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犧牲，便是要拯救人類，回復到當初神創造人的原型：即「本來無一物（無虛謊）」的狀態。
縱觀耶穌基督一生，都在與謊言對抗。而當時猶太教的掌權者，諸如祭司集團、法利賽人與文士等朋黨，以及後來將基督置於死地的大祭司該亞法等，均為說謊者的代表人物。所以基督與這些人物的對抗，正是真理與虛謊者的鬥爭。
最後，當大祭司逮捕了耶穌，將祂解送到掌生殺大權的巡撫彼拉多手裡，要藉羅馬統治者的手，將耶穌送上十字架處死。當彼拉多審訊時，耶穌在答訊中明言：「你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特為給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人，就聽我的話。」（約翰福音18：37下）
這是耶穌基督最後留下的證言，說明祂來到世間的任務，就是要見證真理，要在這個虛謊世界上，重新建立真理的國度。並要以死亡與復活，擊敗這個撒但統治的虛謊世界。讓信奉祂的人，藉十字架所賜下的救贖，再回復到誠實的真理。
耶穌早已宣示：「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翰福音14：6）人必須捨棄這虛謊的世界，才能回到真理的國度。藉著末後的亞當十字架的大能，重新建立起被撒但摧毀的真理。要付上神兒子生命的代價，才能銷抵這個由撒但掌權的虛謊歷史共業，將真正的「誠」還給人類。
這「至誠」，正是中國儒家夢寐以求的至善。儒家及其追隨者虛耗了幾千年的修為，但所嚮往的「誠」卻離人愈來愈遠，像一點遙望的爝火之不可企及。聖經已告訴了我們清楚的答案：人要回復到「誠」，只能藉「信」來完成，靠自己的修為與功德是無用的。主所交代的那句簡單的訓誨：「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人在是與不是之間竟擺盪了幾千年⋯⋯
其實，人要回復到「至誠」，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難；只要堅持一個信念，把握一個關鍵，便能回復原來的誠，「所以行之者一也」。但這個「一」，不是「誠」，而是「信」。因為人在犯罪後心中根本沒有「誠」了。人必須先要有「信」，才能達到「誠」。故「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信也。信也者，悔改接受基督為救主也。（參考約翰福音1：12，羅馬書1：17）
▲電影《羅生門》點破了世人活在虛謊中的迷惘：一件事實經由多人不同角度的觀察，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結論，最後讓人真假莫辨，是非不明。
向國人宣教須重儒家思想
儒家要以「誠」作為「臻於至善」的原動力。由孔孟時代迄今數千年，歷朝各代君主與儒家的追隨者，曾經付出許多努力。然而，若「誠」真能成為人類提升道德之力量，人應早已完成世界大同的理想。但自孔孟以降歷代諸朝，以儒家思想主導的中國社會，道德卻每下愈況。以今日國人道德水平，與許多文明落後地區的民族相比，多瞠乎其後，甚至要「吊車尾」了。何以故？因國人無力可達於「誠」之境界也。
儒家能在道德的嚮往憧憬中，進窺「誠」的境界，實屬難能可貴。以世界各國之道德哲學家言，儒家思維遙遙領先，故有人言「中國人為神之第二選民」。「誠」之思維，雖非直接啟示，但在一般啟示中，亦應為較特殊的啟示。但真要達到「誠」，卻非人力可及，非基督之十架救贖不可。
儒家將其嚮往求索之理想，凝聚成一個「誠」字，並投射其不可知之理想以為神祇；以「誠」為宇宙間一切形成運作之「動能」（見陳立夫著《四書道貫》251頁），是一種道德哲學的移情作用。儒家以「格、致、誠、正與修身」為途徑，力求達於「誠」。數千年以還，儒家所推動的道德方向雖然正確，但卒無所成。其原因無他，具有原罪的人，自己沒有力量可以登上「誠」的高峰。壯士本不能自舉，只有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為人代死，償還人的原罪與本罪，人才能回復到神創造人時之誠的原貌。
今為國人宣教的盛世，各教會均以向國外宣教為時尚。但在差傳之餘別忘了：世上最多的是中國人，仍有十餘億人尚在黑暗之中，渴望救恩。而這十餘億等待拯救的靈魂，都具有儒家思想的背景。也許他們從未讀過孔孟的經書，但儒家的「靈魂」仍會不知不覺地湧現。他們會在某種情況下不經意地發覺：自己雖未讀過聖賢書，還是受到儒家傳統根深柢固的影響。
▲國際儒學聯合會於2005年9月28日孔子誕辰前後，以山東曲阜孔廟祭孔為主線，舉辦世界首次全球大祭孔活動，受到國際矚目。然而，儒家「臻於至善」的理想，卻因人的罪性而終究無法達成。所以，要向中國人傳福音，絕不能忽略儒家的潛在影響力。儒家思想在經過「五四」與「文革」等歷劫之後，近日又再度鮮活起來。國內儒家論壇正在傳播孔孟的思想，學術界出版了新儒學者談《論語》的書，動輒銷售百萬冊，十分火紅。而「孔子學院」也已推向全世界，數十個國家中，設立了近百所儒家的學術機構。孔孟的學術思潮，已成功推向全世界了。當此之際，我們的教會在向國人宣教時，還能繼續忽視儒學的影響力嗎？
作者小檔案
殷穎牧師，酷愛文學、大自然及謳歌創造主的文字工作者，也是企編人、出版人及傳播工作者。曾任教會新聞周刊企編及社長，廣播、電視節目製作人與行政主管，並牧養教會二十餘載。著有《歸回田園》、《心靈的苦杯與饗宴》、《石頭的誘惑》、《耶穌的腳印》、《十字架下的沉思》等多本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