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是現代世界的終結者？（之二）
再思教會論 【神學新日常】系列2
譯╱林雨
消極解決「犯罪」，還是積極修復「關係」
上期〈新冠是世界的終結者？—再思救贖論〉文章中，我以「新冠代表了所知世界的終結」為起頭，特別是「現代世界」的終結。「現代」，在此所指的比較是社會制度和文化，即生活和生存方式，而非與「現代性」（modernity）相關的哲學概念。
我試著闡明，因從新教改革宗所得、過於強調「單憑恩典因信稱義」的救贖論，導致對福音不完整的理解。這並非指「稱義」在救贖的教義中是不必要或不真實。而是說把救贖的重點縮減至稱義，大大影響了基督論（Christology），例如道成肉身、復活、升天等等基督生平的積極面，因消極面的十架黯然失色。基督徒在基督裡得「認養」的身分，因著強調對罪的管理、律法主義、敬虔，反倒顯得不那麼重要。反映在教會生活上，基督徒的使命只剩下拯救靈魂的福音任務，或一句「培訓帶門徒的門徒」的口號。
救恩更整全的觀點與態度，應是以正面的「關係」為核心，取代負面的「罪」和「律法」。如此，救恩就不僅是消極解決「犯罪」與「違背律法」，更是積極修復四層「關係」：1）與神；2）與人；3）與己；4）與受造之萬物，也就是以賽亞書11章所描繪，「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的末世景象。
無論正面或負面，救恩都需要；關鍵在於救恩的重心當放在哪一面。
這四層關係的贖回，要比在現代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和其衍生出的福音派，所盛行的著重個人、受削減的福音，更能涵括福音的全備性。而福音派在神學上的得與失，是傳承著16世紀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17世紀德國敬虔派（Pietism）、18世紀美國和英國反知識的奮興主義（revivalism）和聖潔運動（holiness movements），至終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基督教基本教義派（fundamentalism）的崛起鋪路。遺憾的是，我們至今仍須面對這些影響。好比科學與信仰是否有衝突？神是萬有的創造者，是否不同領域的現代科學正可研究祂的創造？期待在未來文章中，探討上述運動和基本教義派中的張力。
身處如此的歷史與神學洪流中，讓我們把注意力轉到重思教會論（Ecclesiology）。
出席，或是參與
已故神學家葛倫斯（Stanley J. Grenz）曾指出福音派的短處之一，是缺少教會論。相較於有著豐厚傳統的羅馬天主教、東正教（Eastern Orthodoxy），甚至一些新教的主流宗派，就能了解葛倫斯的意思。無論有沒有理由或出於任何理由，一間間教會換著去有多容易。這也包括一些「愛耶穌卻不愛教會」就不去教會的人（參考巴拿集團的調查：https://www.barna.com/research/meet-love-jesus-not-church/）。
福音派基督徒選擇教會，似乎是出於個人偏好，而非呼召。可曾想過，為何正式成為教會「會友」比單單「出席」更重要？更進一步來說，多數的福音教會可否對這個問題提出好的神學答案，而不單為了能在會員大會中表決預算，或有資格成為長執候選人？再者，諸如洗禮和聖餐等聖禮，又處於甚麼地位？
教會論薄弱的原因之一，是傳統架構中的福音更看重「單憑恩典因信稱義」的救恩，導致洗禮、聖餐等聖禮，以及活動性會友的身分和本地教會的參與，退居第二位；換句話說，是可有可無的選項。
教會成為「選項」，其實是近期基督教歷史才有的現象；中古世紀沒有，16、17世紀宗教改革和之後的歐洲也找不到。當時邦國的界線也成為宗教界線，直到血腥的卅年戰爭（1618-1648）後，歐洲居民在不喜歡原來邦國的基督教宗派時，獲准遷往另一邦國。不過，這和現代出於「甚麼都可以」地選擇教會，大相逕庭。
「甚麼都可以」的心態從何而來？大部分來自尋求宗教自由的清教徒朝聖者（Puritan pilgrims），離開宗教改革後的歐洲，於18世紀找到新世界裡美國這個新國家。當時一個關鍵性的實驗便是政教分離，且更重要的是宗派和非宗派教會都成大宗。這樣的舉動在歐洲原鄉卻要被冠上「離間派」（separatist）而遭偋棄。
和沉浸在歷代儀式與階級包袱的歐洲教會相異，在美國這個新世界裡，不同宗派和非宗派教會有效地把教會會友制削減成文化和消費的偏好。加上改革宗，尤其是加爾文，以證道取代聖餐，成為敬拜的中心。
經過18、19世紀於美國邊陲奮興主義和聖潔運動的演變，根據史學家瑞奇（Russell E. Richey）所說，「愛靈魂」之奮興者心態，以及培育了20世紀敬拜中最高潮的「呼召」（altar call）之奮興者做法，自成一種禮拜儀式，取代了作為教會的所有其他方式。
▲教會能否成為信徒如青草地、溪水旁的氣力得更新處所？
外展，還是內聚
快轉至20世紀後半，這種程序化的奮興者架構，為徹底程序化的現代巨型教會（megachurch）運動奠定基礎。這個主要在福音派圈子中興起的消費式運動，按部就班地成為評斷教會好壞的非官方標準。
也就是說，無論大小，教會的評鑑在於講道、音樂、領導文化等是否搆得上旗艦巨型教會強調的理想標竿。現代教會的「選項」地位鮮明提醒著，參加者多為無名氏的巨型教會，似乎就是上篇文章所引述，漢立察（Richard Halverson）牧師譏刺的「教會抵達美國土地，成了企業。」教會當然不該成為企業。然而今天的許多教會，不管人多人少，都想把教會當企業運作、經營。這可是相當有問題的。
疫情迫使實體教會關閉，搬上網路，虛擬「上」教會的選擇多了，讓教會的「選項」地位更明顯。我猜測不少人會因活動減少而竊喜。上網觀看（或上線後假裝在看）敬拜，應是更方便了，至少不用梳妝打扮，甚至無需下床。
要論斷這種不合乎敬拜的懶散很容易，然而當問的是：疫情前教會的「企業」成分，是否只彰顯了我們不知如何脫離的現代世界？
需要慎思的是：疫情前的福音教會，真是在基督裡找到「安息」和祂所應許「輕省的軛」（參考馬太福音11:28-30）之處？若答案是肯定的，那為何這麼多人會因不需親身上教會而暗自歡喜？
更重要的是，若上述救恩的四層關係真是福音更寬廣的目的，教會夠不夠向外開展？還是過於看重向內凝聚？
使徒行傳6章所載，司提反與第一批執事蒙召，是為了確保缺乏的寡婦分得充足的食物。在加爾文時代的日內瓦，教會執事同樣也致力於供應城市中貧困者的需要。然而現今教會執事的設立，主要為了與外界隔絕的「團契」、「接待」、「行政」等等。這些不是不重要，只不過或許需要在外展、內聚間，取得更好的平衡。若說教會事工不在於內聚而是外展，教會中所經驗的敬拜與造就，會不會是要讓我們在得餵養後，為了更廣大的呼召，服事教會，也服事世界？
神學家古德（Darrell L. Guder）在所著《教會的持續回轉》（The Continuing Conversion of the Church, 2000）書中提到，他三番四次邀請有行政管理恩賜的瑪格麗特參與不同的教會事務和委員會，都得到客氣的婉拒。挫敗的古德問她為何從不說「好」，她深思熟慮的答案值得留意：「我的呼召是成為孩童的圖書館員；要做得好需要下很多功夫。我要在那裡成為基督的使者；這必須是我的第一考量。」
或者對許多人而言，知道神交付的任務在教會之外，教會能否不再成為消耗有限精力之處，反倒是氣力得更新之所？畢竟為了關係得贖，神的工作遍地都是。新冠截斷了教會日常，也給予反思的機會，盼望帶出修正，讓本地教會的正式會員身分和參與，不再被看作次要，或當作選項之一。反而合宜地被視為救贖福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福音不僅體現於神的話語，更藉由聖禮表達。
個人，或是整體
對聖禮的認識不完備，助長了把教會當作選項的看法。舉例來說，洗禮多被解釋為個人事件，為了表示並確認「個人」委身基督；洗禮和有實質意義的教會會員身分，沒有緊密關聯。洗禮豈不當被看成「教會」大事，是本地和全地之神的家庭，透過個人與基督同死同復活的確實記號，集體迎入新成員？
至於聖餐禮，不少福音教會是「紀念派」（memorialist。譯註：主張餅和杯僅具象徵意義，聖餐主要是紀念的儀式。），把洗禮和聖餐分開；本該是教會成員記號的洗禮，不再成為領聖餐的必要先決條件。基督論因此失了分量。聖餐儀式中，不再有基督真實的同在；若沒有與基督真實相遇、結合，祂的子民怎能在主裡相互連結？
我並非主張羅馬天主教的「聖餐變體論」（transubstantiation。譯註：餅和杯在保持外型的同時，本質轉變成耶穌的身體和血。）。信義會和改革宗對聖餐觀點，足以理解基督「真實」或「靈裡」的同在，且比慈運理宗的紀念派（Zwinglian memorialist）看法，更合真理，更具意義。我自己依循加爾文和改革宗三位一體（trinitarian）的解釋，來看耶穌的「靈裡同在」。無論如何解釋基督於聖餐禮儀的「真實同在」，重要的是，了解透過在本地會眾分享餅和杯，我們與受死、復活的基督真實相遇，這是敬拜中奧祕的更新、轉化。而透過基督在聖餐中的完全同在，祂的整個「身體」，也就是歷代以來在全地的教會，同樣也於我們每次擘餅時，奇妙地同在。
藉聖餐與代表各民、各族、各國、各階層的歷代全地教會相交，對於分辨我們在四層得贖關係中的地位和角色，有著全面的意義。特別是如當前追求社會公義的議題，我覺得當交由神來指引。個人和本地教會要按祂對我們個別的旨意和相對的呼召，在現世中預先活出祂在末世的平安（peace，shalom）；不應陷入「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形成一套新的社會公義律法主義，用來論斷弟兄姊妹和其他教會。
我認為福音派在疫情中受召要恢復有意義的聖禮。不光因為在疫情之初「線上聖餐」是否可行成了熱議話題，更因為在如此的患難（特別是今天的「Zoom倦怠」）中，不總是能夠或需要從講壇說甚麼。這和傳統所強調的恰恰相反。
生命中一直需要的，是在基督裡經由聖靈與永活的神相遇。聖餐最好地營造了如此的相遇―藉著教導和宣講，讓神的話語得以在正確的位置上。現代世界缺少的是穩定帶來的安慰。在後疫情的動盪中，可帶來安慰與平安的，惟有基督奧祕的同在，尤其從聖禮中所得。遺憾的是，這部分已失去許久；不幸的是，產生了偶像崇拜式的「基督教好萊塢」名人文化。
大而顯明，還是小又不起眼
巨型教會助長了「基督教好萊塢」名人文化，尤其是把基礎建立在「好的」講道，接著就是出書。要把福音派的許多病症歸咎於巨型教會很容易，然而很難想像如果少了馬鞍山（Saddleback，主任牧師為華理克）或柳溪（Willow Creek）這樣的巨型教會，20世紀的福音派是何種景況。不少人的信心通過神所膏立的巨型教會事工，大大蒙福、得力。
巨型教會在許多方面的確成為很大的祝福。然而並非所有特質都健全，其一是教會越大，事工與牧者就越抽離，越不親切。牧者不再知道教會裡每隻羊的名字，藉由分工，地位更「重要」的牧者分擔的就只是講道和領導，從抽象的理論上（而非親力親為）參與策略、事工、系統的發展，從而提供門徒造就和會友關顧。
作者、講員傑森尼（Skye Jethani）準確地觀察到，當教導和講道（可能再加上撰寫暢銷書）的公開事工超越了聖禮，敬拜的中心人物就不再是基督，取而代之的是有著金舌頭的明星牧師。相較於無數以講道著稱的福音派名牧，可聽說過哪些廣為人知的羅馬天主教或東正教神父、主教？會不會因為較重視聖禮的古老基督教傳統，更能從象徵分享基督身與血的擘餅、傳杯，讓敬拜聚焦於基督？
隨之而來的是「巨大」心態，各種節目、點子、活動把教會給輾平了，才會有上述的福音派疲憊。具體而言，巨型教會的特點之一，就是定期舉辦特會，邀請名聲響亮的講員。然而說穿了，不過是推銷書籍眩人眼目的門面。近年來這麼多「基督教好萊塢」名牧失足，無論是濫權或性侵，或公開否認基督信仰，可看見在個人跌倒和有毒的事工文化中，還要讓巨型組織繼續順利運行以保持成功表象的黑暗面。
「我也是」（#metoo）運動造成巨型教會總體失去信用；新冠疫情中的社交限制，有可能把福音派教會從巨型教會模式，推向信仰深刻的小型社群。縱然較為分散，卻能帶出非企業、非抽象、個人牧養、「實名制」事工更大的潛力。
如此較小型的聚集，不僅對疫情中不穩定的社會有助益，也讓我們更能掌握人類真實、豐富的本質。下篇文章將重新思考神學理念中的人論（anthropology）。
容我引用耶穌所講的天國比喻作結束。巨型教會的理念是「越大越好」；耶穌所說的天國則好似芥菜種，栽種時雖然小，漸漸長成園裡最大的樹。巨型教會追求的是「越顯明越好」；耶穌所說的天國卻猶如麵酵，量少不起眼，慢慢使60磅的麵團都發起來。
身為福音派教會，我們如何能在後疫情時節，成為更小、更不起眼，卻是如芥菜籽成長，如麵酵使全團發起來？
主啊！祈願祢引導。阿們！
▲教會能如何在後疫情的新日常中，如微小的芥菜籽成長，如不起眼的麵酵使全團發起來？
溫永勖牧師 Rev. Dr. Clement Wen，目前擔任臺灣中華福音神學院系統神學助理教授。曾擔任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青少年牧師（2010-2015），之後於蘇格蘭愛丁堡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溫牧師為KRC前董事會主席溫英幹教授的兒子，他和太太呂筱筠育有兩個兒子，Ethan和Mic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