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之聲

生命裡有這麼一個人……

他經常坐在桌前，眼光越過門外的街道與塵土，看向遠方。那裡沒有詩，只有迷濛淡然。現實無法映入他的眼底，所有的光影、氣味、聲音彷彿都不存在。流轉的時間；明滅的陽光，映照他無聲的孤獨。

這個人，是我的父親。

沉默的族群

作為旁觀的孩子，父親身上那種融不進現實的疏離，一直帶給我奇特的異樣感。他退休得早，有時在桌前一坐就是整個下午，像棵被誤植於曠野的老樹；沉默、荒涼，又充滿韌性與忍耐。等到我逐漸長大，開始通曉一點人事，把眼光投向和他相似的群體：那群被戰火牽引，身不由己成為異鄉人的老兵；他們的生命故事總是隱隱地刺痛我。

像父親這樣的人，是由著時代洪流沖刷，推向遠方的一群。他們連浪都不是，只是隨戰爭洪濤捲入河底的流沙；沒有名字，不被記得，在生命的出海口，以殘存的一絲價值，堆積成讓後世安身立命的沙洲。歷史巨大的噪音下，他們沒有聲音；社會乖張的意識形態中，他們沒有話語權。口音成為揭撕不下的標籤，不管多麼想融入，都被劃為外來者。

當我回想父輩們終其一生的失落與痛苦，該歸咎於甚麼呢？他們的年代，除了被迫離鄉，戰爭帶來大規模人口遷徙的衝突；還有二二八、白色恐怖的歷史傷痕；以及之後政治權力失衡的族群分化……，在在牽動社會情緒，使之被批判為「掠奪者」。即至今日，仍有人透過政治語言將 1949年遷移而來的族群，譏諷為難民、乞丐。

他們的痛苦，因這群人的凋零而結束了嗎？不，我又在「新住民」¹與「新二代」²身上，看見類似痛苦的延伸；也在美國的移民現象中，看見那鬼魅的身影。

「跨界」的寄居者

小時候，住在臺中一個名為「五張犁」的小村外圍。門前數步之遙，有棵六、七人合抱的大榕樹。偶爾幫父母進村跑腿，不識的村人總會好奇地問：「這是誰家的孩子？」。代以「某某某的」，最常聽到的回答是：「罄阿卡的阿山仔子（榕樹下的外省人小孩）」。村人很和善，但久長的年歲裡，我們很難走進他們的生活。原因除了家宅位置偏僻，也或許因早期政治事件的影響，村民對待我們一家，總是客氣、疏離，更或者說是戒慎地觀察著。

事實上，母親是土生土長的臺灣人，她和父親的結合，也是時代的產物。我後來才知道，為了穩定軍心，當年軍中曾有所謂的禁婚令。³等到執政者接受現實，逐步開放婚娶，已是戰後十多年。曾經年壯的士兵不再年輕；他們有鄉歸不得，想在臺灣落地生根擁有家庭，卻是困難重重。

社會普遍的耳語是：這些人總有一天會離開臺灣；或拋妻棄女，或帶家小遠走中國大陸，從此不再與臺灣親族相見。「好人家」的女兒和外省人通婚常遭側目，甚至令家族蒙羞。記得父親有位同袍劉叔叔，深眉闊目、長身而立，近似西方人的輪廓，連年幼的我也覺得英俊非凡。曾聽父母提起，他有位感情深厚的本省籍女友，兩人努力尋求女方父母的同意共結連理。然而終因外省人的標籤而事與願違，幾年後女友也受迫他嫁。

我對劉叔叔的最後印象停留在國中之時，那次他帶著新婚妻子來拜訪父母。不確定劉叔叔當時的年紀，但肯定已過不惑之年，他的妻子是個重度智能不足的女人。我在餐桌上看他像照顧幼兒般餵食妻子，入夜幫她更衣洗漱……。不能理解，究竟是多深的孤獨和想要家的渴望，驅動他接受這樣的婚姻？

然而，劉叔叔並非特例。父親的同儕中，有很多人的本省妻子，若沒有先天缺陷，也是來自弱勢族群；有些是原住民，又或者像我母親一樣出身貧困。母親是養女，養父把她嫁給父親，一方面緩解食指浩繁的壓力，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收取聘金。因此一位嫁給外省人的臺灣女性，在她的族群裡也成為邊緣人。

到了近幾十年，我看見和母親有某種程度相仿的一群人；她們被稱為臺灣的「新住民」。

不可諱言，自20世紀末，不少在婚姻市場受挫的單身男性轉向東南亞或中國尋求配偶，造就了許多所謂的「外籍新娘」。她們在臺灣生兒育女，為臺灣注入了勞動力、生產力，和活活潑潑的多元生機。然而，因多數來自較貧窮的國家，再加上媒體對外來移工和外籍配偶的負面報導，例如：「外配都是金錢交易」；「外勞佔用社會資源」等等，使大眾對他們形成刻板印象，無可避免地遭受歧視。連帶他們的子女，即所謂的「新二代」，也在尋求認同中掙扎，甚至為了躲避偏見，刻意隱藏母親的背景。

戰後遷臺的外省人、他們的臺籍配偶、當代的新住民……，在時代背景的牽動下，成為跨界的寄居者。作為母親為臺灣人的不純粹「外省二代」，我和「新二代」一樣，都是「跨界的孩子」，必須在多重文化、政治操弄和偏見中，找到自我定位。

我到底是誰？

世界的許多區域，因天災、人禍、政治經濟的波動等等，各種力量交互影響，不斷出現寄居者並四處流動。每個人都有離開故土的理由，甚至有不足為外人道的故事。

因緣際會下我來到北美，被標記為初代移民，成為另一個國度的寄居者。看到許多人的子女，做為第一代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即使操著流利的英文，也常因膚色、外型被當作外來者。他們承接著家族和主流社會的雙重價值，在夾縫中尋求自我定位；在同化和保持族裔的文化中，逐漸摸索出自己的道路。當然仍有人存在著「我到底是誰？」的夾縫感。這些年隨著移民議題的尖銳化，下一代可能要面對的，還有被激化的族群恐懼和資源分配的焦慮。

最典型的例子是2010年亞利桑那州通過的 SB1070法案。⁴ 它既是法律，也是把反移民情緒制度化：將經濟焦慮投射到非法移民競爭；將公共安全壓力歸咎於移民；放大了資源分配的焦慮。該法案授權警察在「合理懷疑」時檢查民眾的移民身分。然而所謂的合理懷疑並沒有明確標準，「外貌」可能成為非法的暗示。

近來，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簡稱ICE）強力掃蕩非法移民的行動，更凸顯這個問題。有位友人，週末帶孩子到公園遊玩，正巧遇到ICE盤查，因在場的只有她是東方面孔，成為重點盤查的對象，讓她倍感屈辱。

美國作為一個多種族、多語言、多文化的國家，長期接收來自不同地方的移民，他們的宗教、語言、生活方式、文化價值，都可能形成群體界線。舊移民和新移民之間存在著競爭和適應挑戰，也帶來經濟和治安的壓力。移民衝突容易上升為仇恨犯罪和社會安全議題。 1992年及2025年洛杉磯市中心的暴動，兩者的導火線雖異，但深層原因都在於對公平、尊嚴、安全和資源分配的焦慮。

身為普通人，我無法提供宏觀的視野；也無法以社會學的角度提出深刻的見解。只能試圖理解當代「移民」的困境，並持續思索，神對「寄居者」的定義和心意是甚麼？

都是客旅，是寄居的

聖經從創世記到啟示錄，一貫展現神對寄居者、外人、弱勢者的關注。其中鮮明且重複的核心教導是：要以憐憫、愛，與公義，對待寄居者。

神清楚地告訴我們：「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參考彼得前書2:11）以色列人從亞伯拉罕在迦南地，雅各一家在埃及，漫漫歷史中，經歷了多次長期離散，非常清楚寄居的悲哀與弱勢。我們在地上既是客旅，在生命的某個階段，也都走過移民之路，所以當將心比心，以公平和尊重來對待不同族群的移民。

耶穌在馬太福音25章35至40節提到：「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主將關懷寄居者視為真正愛祂的表現。聖經也勉勵提醒：
「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希伯來書13:2）

我們當以同理心關懷移民，以愛心接待弱勢；但愛並非沒有邊界，不講原則。國家有移民政策和邊境管理，必須尊重法律；在給予人道救助的同時，應平衡愛與公義；尋求資源的同時，要避免不公與濫用。近年常有一些移民生態遭到詬病，例如：各種型態的福利詐欺、濫用醫療、倒賣救濟物資 和糧食券等等，時有所聞。這不僅失去了濟弱扶貧的意義，也容易引發對移民的不滿、敵意與排斥，讓大批有需要的移民家庭陷入困境。

作為基督徒，若能在社區不同族群間促進理解與和解，在尊重真理和法律的基礎上提供幫助，協助他們合法融入，我想才是兼顧公義和憐憫之愛。在互相理解中建立新的共存和共享關係，使愛神、愛人的理念轉化為具體的關懷，最大限度地彌補融合過程的失落與痛苦。

不同世代的移民困境

父親那一代大多已從人生謝幕；經過數十年，臺灣的省籍界線逐漸模糊。時至今日，每遇政黨之爭，他們偶爾還會被抓出來鞭屍。當政客緊抱二二八、白色恐怖的歷史傷痕不放，控訴早期政權對臺灣菁英的殺戮、對人民的粗暴，有誰願承認：同時代的人，不論本省、外省都是「同島一命」？白色恐怖所清洗的，從來都不是只有臺籍菁英。那個世代的人們，不都是犧牲者？臺灣如今的安定與發展，何嘗不是因他們的犧牲，在歷史之惡中開出花朵結出果實？

人在大時代裡，實在是微塵，沒有人會注目渺小個人的痛苦。父親那一代老兵的群像，在我心中，大多是卑微沉默。他們置身於歷史漩渦，個人的生命、青春、家庭與親情，遭拆解消融，卻「無法言說」。

臺灣新時代的移民命題，落在另一群需要被理解和接納的群體上。新住民和老兵雖不相同，但兩者皆因政治弱勢，無法為自己發聲；尋求融合一樣是漫漫長路。社會有太多既定成見：膚色、文化、經濟、語言，似緊箍咒牢牢套住他們。新二代也常在身分認同上陷入困境，還有人稱他們是「在故土的異鄉人」。

相較於臺灣，歐美各國的移民議題，似乎更加複雜難解。和臺灣非常不同的是：臺灣的族群界線，可能因時間和社會演變逐漸淡化；在歐美，族群界線似乎更壁壘分明。再加上戰爭及社會條件惡化，人口大量流動，以致許多國家的移民體系無法消化。繼之而起的是各種衝突和資源壓力，導至民意分裂。「移民」成為政治對立的籌碼。如何兼顧人道和國家利益？是西方社會必須深入探討解決的難題。

世人或許無法為這些困境找到真正、及時的解方。但我相信：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祂將我們放在歷史的這個節點，必然有祂的計畫與心意；你我也有個人的責任和角色。

無聲的回音

蔣勳在文章中提到「戊戌政變」⁵，引用譚嗣同對梁啟超說的話：「⋯⋯沒有逃走的人，革命就沒有人繼續；沒有留下來的人，就沒有人犧牲。」蔣勳認為，每個人都有該扮演的角色：「逃亡有逃亡的意義；砍頭有砍頭的價值。」歷史或許可用這個角度去解讀。

放在移民史上，每個離鄉背井之後落地生根的人，都是極渺小的個體，卻都有他存在的意義―沒有出走就沒有文化的流動；沒有流動就沒有生命的衝撞；沒有衝撞就沒有濃烈的情感；沒有這情感的厚度，就不足以成為文學、藝術和人文的沃土。離開故土的寄居者，絕大多數都沒有自己的聲音，然而他們的生命經驗，在時間的長河裡不斷累積，蕩漾出綿綿不絕的回音。

父親桌前那沉默、荒涼、凝然不動的背影，雖是我的個人記憶，卻也無聲地對我唱著那個族群在那時代裡的歌。

數十年後，我的筆尖才能再輕輕地唱出，賦予新的理解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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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新住民：指從臺灣以外的地區，因結婚、工作、移民而至臺灣定居的人士。
2. 新二代：新住民的子女。
3. 始於1952年，以《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的形式公布，主要目的是為了維持戰力、減輕財政負擔，並阻止軍隊「落地生根」而影響對軍隊的控制。
4. SB1070法案，是美國亞利桑那州在2010年通過的移民法案，授權地方警察在合理懷疑某人為非法移民時，可以盤查、拘留，並要求出示合法居留證件；法案將非法移民視為刑事犯罪。
5. 戊戌政變，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發動的政變。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維新運動）時，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人物， 透過光緒帝進行學習西方的變法運動。從1898年6月11日開始，歷時103天。因損害到守舊派的利益，導致反撲，發動戊戌政變，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