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成了一臺戲

【訪談篇】訪李靖惠導演

記者／周瑋瑋

編者按：臺灣導演李靖惠，長期關注移民題材，曾耗時13年拍攝關注臺灣移工的紀錄片《麵包情人》，榮獲數十個國際影展獎項。她在2018年6月底再度來到紐約，為新片《愛子歸來》在北美進行後製籌資。該片聚焦紐約移民，希望展現超越種族、語言和文化的大愛，同時也通過文化衝突展現生命之美。一個盛夏的午後，記者對與李導演（下稱李）進行了深刻愷切的訪談。

在拍攝《家國系列》到《愛子歸來》紀錄片的過程中，您一貫的主軸訴求是甚麼？

李：移民議題古今中外從未停歇。人類從亞當及夏娃開始，便遷移旅程，經歷沒有神保護傘的遮蓋下，人性情感及肉體上的掙扎，展現了一個又一個血淚交織的故事。

開拍《家國系列》的初衷，要從外公說起。記憶中，自己七歲之前幾乎是在外祖父母的呵護下成長，因此我與兩老深厚的感情，不言而喻。民國前一年出生的外公和外婆一直居住在臺中大肚鄉，喜歡蒔花弄草，在百卉齊放、蟲鳥爭鳴的鄉野怡然自得，直到外婆住進養老院的那天開始，外公平靜的生活瞬間有了變化。

指腹為婚，結褵60載的外公外婆，一輩子從來沒有分離過，如今被迫分居，是衝擊一。同時，為了讓外祖父得到妥善照顧，住在臺北的小舅特意將他接到臺北。然而從鄉村遷至城市的轉變，成為老人家的衝擊之二。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專任副教授關華山曾說：「被迫的移動對人性有一定程度的歸屬感撕裂！」

寄居在兒子家，雖有兒孫繞膝，然而老伴不在身邊的悵然、有家歸不得的無奈，更加催化外祖父內心的鄉愁。一天，我到養老院探望外婆，恰巧看見南下的外公坐在外婆病榻邊撫摸著外婆的腳，仔細地打量她。面對已失智的外婆，外公還深情款款地問著：「妳捂歡喜某？」（閩南語「妳開心嗎？」）接著，他甚至貼近外婆的嘴唇，開始親吻著她。我趕緊拿出攝影機捕捉這珍貴的瞬間。

從外公毫不矯揉造作的舉動，頓時悟出了一個道理：「原來愛就是不求回報地去取悅對方，即使在病榻上。」這一幕後來成為《家在何方》一片中的結尾，無聲，卻撼動人心。

從1999年的《家國系列》四部曲到2009年的《麵包情人》，及至2018年的《愛子歸來》，我對紀錄片的拍攝，始終秉持一個原則，欲藉著感情與史實的結合，引起普羅大眾對人性的共鳴。有別於新聞單一的據實報導性，我期待將更多情感的濃度，透過電影，灌注於真實生命故事裡，刻畫出心靈的訴求。臺灣公共電視製作人巫知宜曾經這樣形容我的創作：「以柔性的政策帶出內心的抗議。」

繼《家在何方》之後，我又將焦點放在失去老伴的外公身上，拍攝了《親親我的愛》。那時外婆已經離世，我與外公同住，用自拍的方式，細細紀錄外公對外婆的思念、信主受洗的見證以及最後彌留出殯的過程。清晰記得外公出殯的那一幕，我節錄聖經傳道書中的部分內容，在大雨幫襯的背景下，用話外之音表達對生命永恆的答問及人生最終的歸屬。

(上)《麵包情人》主角之一貝比。
(下左)《麵包情人》海報：蘿莉塔。
(下右) 楊媽媽20年多來持續寫信關懷受刑人。

拍片前後，移民族群的生活態度對妳有甚麼特別啟發？

李：我認為移民在新環境中所體現的「堅忍拚搏」，特別讓我動容。以《麵包情人》中的菲媽移工為例，他們為了尋求更穩定的經濟來源，毅然離開自己的屬地，勇敢地向外發展，即使付上與家人分開的代價，也在所不惜。如候鳥般，在某個時期往某個地域遷移，這些移工內心都有一個理念：這是讓家庭得溫飽最合適的途徑。比如《麵包情人》中的貝比與丈夫，把兒子留在菲律賓，妻子隻身來到臺灣工作，丈夫則遠赴中東的杜拜發展。心裡雖然對孩子有萬般不捨，但是為了更好的明天，夫妻倆只有咬牙向前走。

另一位《麵包情人》中的菲媽羅莉塔，為了提供女兒繼續求學的機會，獨自來到臺灣，飽受與家人分隔之苦16年之久，但是她卻說，這是一個母親的自覺，也是為家奉獻心力應盡的責任。

在《愛子歸來》一片中，兩位移民母親面對人生逆境，並沒有任風浪撲滅內心的鬥志。老年喪子的淒涼，兒子鋃鐺入獄的絕望，本是理所當然的結局；但是這兩位胸襟超然的女性，竟是將心中的失落化為力量，憑著對上主的信心，頂著風雨走了過去。一位是靠著書信魚雁往返，帶領無數受刑人歸主的楊媽媽，宛如桌下的暖爐，藉著真誠的文字，安慰許多黑暗中失喪的靈魂。她的生命就像那雪地裡的草，蘊含堅韌的生命力。

另一位是鍥而不捨，想盡辦法為兒子鄭海光平反冤獄的鄭媽媽。1993年《金色冒險號》事件，引發美國政府高度注意黑幫的人口販運交易，訂定一連串的嚴酷法規來制裁所有相關犯罪。在這樣的氛圍下鄭海光變成了時代的犧牲者。

為了償還蛇頭的債，海光辛勤工作努力償債，卻沒料到陰錯陽差，被人利用，捲入綁架強姦案，最後被判84年冤獄。鄭媽媽為了幫助兒子洗刷冤屈，隻身來到美國，住在狹小陋室裡，除了要忍受蝨蚤蟲害以外，還歷經遷居12次。在毫無生活品質的情況下，鄭媽媽始終不放棄為兒子申冤的機會。這種不離不棄的母愛，是最接近神的愛。

就您觀察，勞工移民對當地社會有甚麼價值與影響？

李：就社會階級而論，不同階層在一個空間都有不可或缺的角色份量。勞動階層所提供的勞動力，看似平凡，卻不可或缺，對人們基本生活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而勞工移民為了生活，常從事中產階級所不願意做的工作：「低工資」、「劣環境」、「長工時」，在這樣不堪的生活中，卻仍被主流社會歧視。

當初我之所以拍攝《麵包情人》，便是看見勞工生命的價值。那一個個在異地認真工作、揮汗如雨的背影後，潛藏值得尊敬的高尚人格。當菲媽們盡心竭力在養老院照顧與她們沒有血緣的耆老時，不僅老人孤單寂寞的心得到慰藉，菲媽離鄉背井的鄉愁情感也得到交流釋放。

在拍攝《愛子歸來》時，我領悟到不是所有受刑人都十惡不赦，他們移民生活中不為人知的辛酸，又有多少人能體會呢？1980年代，大批的偷渡客從福建沿海湧入北美，而造成這股偷渡旋風的原始點，除了美國財富的拉力，還有多年來的文化包袱：害怕貧窮、留在本鄉被視為沒出息。因此，不計其數的福建移民付上金錢、生命的代價，選擇一條看似違法卻也可能是一線生機的不歸路。

藉由紀錄片傳遞的資訊，盼望能成為一座橋樑，喚起大眾對勞工移民的同理心。

▲李靖惠導演（中坐者）指導學生用手機製作見證短片。

勞工移民的生活有哪些部分是需要特別關注的？他們面臨最大的挑戰是甚麼？

李：首先，與家庭分隔所產生情感上的壓力往往是移工的頭號困擾。以先前提過的貝比為例，因為長時間與家人分開，導致夫妻之間互相猜忌，孩子也變得與她疏離。貝比心有所感，曾經寫了一封短詩：「我像一顆星星，有時候出現，有時候消失，但是請你不要忘記，我還在這裡……。」惆悵無奈之情令人唏噓。

其次，在許多地方，移工由於不受當地法律保護，在長期工作沒有休息的情況下，過勞疲憊是另一個殺手。而移工所受的不平等待遇，常被人忽略，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可說是另一種變相的歧視。

再者，基於種族保護主義，不少國家在移民政策上緊縮，使移民的工作機會受限。以美國這樣的移民國家為例，如今川普頒佈的新移民政策，優惠本國國民，提高接受外來移民的門檻，並且針對非法勞工階級移民，毫不留情地下了逐客令。

▲2018年7月，李靖惠導演於豐收靈糧堂舉辦的短片製作工坊獲得熱烈迴響。

做為基督徒，視覺傳播的工作，賦予妳甚麼樣的使命？又該如何鼓勵新人承接落實，普及社區？

李：在如今這個高速網路的時代，影音媒介對大眾的影響無遠弗屆。透過社群網絡，資訊資訊快速地植入人心，文字影像的魅力不僅在它所帶出的視覺效果，更在於它內藏深遠的影響力。聖經說，「我們成了一臺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哥林多前書4:9）我當初選擇拍紀錄片，純然是想要把自己所經歷的生命故事經由口語、文字、影片呈現出來。一部好的紀錄片若是要有穿透力，細節的經營必不可少，藉由點點滴滴，主角的心境情緒隨著故事高低形成一種難以抗拒的張力，自然地與臺下觀眾連結，一個個鏡頭的交替，都能牽引螢幕前的人心。在許多影片放映會的場合，總能遇見好些人對我表達影片帶給他們內心的震撼。有次在北美的一場《麵包情人》播映結束後，一位男性觀眾就非常激動地來告訴我：「導演，謝謝妳，現在我知道我的選擇了！」

除了導演的身分外，我也是一位全職在大學裡教授影音課程的教育工作者，影音媒介儼然是新世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這個「用手機就可以拍電影」的時代，影音事工未來的發展舉足輕重。然而要吸引更多人來進一步認識並參與這份事工，惟有透過在社區中建立教育培訓的機制，招賢納士，才能接棒傳承。

2012年，我應邀眾教會邀請，帶著《麵包情人》來美國巡迴映演。神給我一個「麵包情人行動電影院」的異象，以電影巡迴與媒體教育訓練的方式來擴展神的國度。2014年4月，我們在神國資源為基督協會所主辦的文化營課程中，首次開設「我遇見神的故事」工作坊，大力推廣影音傳播與福音的連結。初試啼聲就有40多位學員報名。許多新血的加入，使我們備受激勵。

在禱告後，2018年，我們在紐約成立了「麵包情人電影公司」，作為事工發展的北美據點。近年來，我們的觸角，已從紐約延伸到賓州、麻州、德拉瓦州、印第安那州及洛杉磯等地。2018年，藉著《愛子歸來》的北美放映會，我們在紐約豐收靈糧堂舉辦第三次影音訓練班，再度引起許多社區民眾的關注和熱烈迴響。

電影宛如一扇人生的窗，捕捉生活中不同季節的替換更迭。投射在窗稜間的，有時空遷移下，一個個扣人心弦的真實故事和情感掙扎。驟雨有時，虹彩有時，狂風有時，寧靜有時，歡呼有時，低落有時；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角色，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當生命導演喊開始的時候，我們的戲碼就跟著祂已編好的劇本延伸，直到完結落幕。沒有比較，沒有懷疑，只要把自己的角色淋漓盡致地發揮到極處，我們便不負所託。雖有險阻試煉，惟有倚靠那加力量的，努力「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立比書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