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在今天还有市场吗？
儒家要以「诚」作为「臻于至善」的原动力。
然而，若「诚」真能成为人类提升道德之力量，何以中国历代诸朝的社会道德却每下愈况？
诚信，最简单的标准？
在一般人的认知中，总以为「撒个小谎」没什么大不了。人难免会非常顺口、或不假思索地，编出「一堆谎言」。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马太福音5：37）此话易懂，却乏人在意，尤其是最后一句，未免言重；这段训诲根本不被当作一回事。
人类说谎的伎俩代有「长进」：由选择性的说谎，到全面性的说谎；由个人的说谎，到集体的说谎。由当初说了谎会脸红（良心发现），到今日说谎时面不改色；由组织性的说谎，到整体国家的说谎，进而建构了说谎的各种机制。当今之世，人已将固有道德彻底颠覆，甚至以说谎作为「新道德」，不说谎反成了「非道德」；劣币驱逐良币，成就了今日的「谎言盛世」，将全人类都圈入了谎言的历史共业之中！
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讲到人最后的悲惨结局：「惟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21：8）让人读了不免大吃一惊。原本众人一致认为无伤大雅的「微罪」─撒谎， 竟成了重罪，且集诸罪之大成，足以使人灭亡─在硫磺火湖中，永死不得超生。撒一个谎，真会如此严重吗？
人类历史究竟有多少谎言？
中国有两本著名的史书，一为孔子编著的《春秋》，据《鲁史》而作成，前后历十二公，计两百四十二年。因当时世道衰微，邪说暴行又多，臣弑君，子弑父，故孔子惧而作之。这是一部评论最高统治者的史书，因具春秋大义，至少应没有虚言。另一部为汉太史公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亦为秉笔直书的史实巨构。司马迁虽为史官，但风格卓立，取材严谨，不受统治势力之影响。 《春秋》与《史记》，为中国史书中两部不可多得的真实典籍。
然而历代君王在位时，都尽己所能影响史官，隐恶扬善，歪曲真相，造成史书的不实。只有当朝代更易之后，历史的真相才有机会得见天日，但有许多青史早已成灰烬，真相便永远消失了。所以到底历史中（包括正史与稗官野史）有多少真相，又有多少谎言，实难评断。
许多当代的主政者，由于种种恩怨情仇尚未了结，多半连上一代的历史都不放过，想方设法造假改写。甚至连可为佐证的照片也更换易位，以符合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只有隔了一代的历史才不会去干涉。如此一来，经过许多世代的篡改，还能再找到历史的真相吗？除非与许多不同来源的史料交叉比对，否则很难办明真伪。原来，人以为的「小罪」，却因常犯、累犯、易犯、共犯，演变为历史悠久的罪，到头来，成了万恶不赦的「大罪」！
▲《春秋》与《史记》，为中国史书中两部不可多得的真实典籍。然而，历史中因政治干预以讹传讹的困境仍是无法避免。
人对「诚」的矛盾取向
其实人还是十分倾向诚信的；尽管在必要或非必要时，人都会撒谎，但内心总期盼别人对自己诚实。一旦发觉别人说了谎，被人欺骗了，你便会忿怒地大声指责对方：「你撒谎！」理直气壮，绝不会想到自己也曾撒谎骗过别人。
人们说谎，有时是「环境所逼，迫不得已」，如亚伯拉罕向法老王谎称妻子撒莱为妹子，借以避祸（参考创世记12：10-20）。但多半的撒谎都是出于恶意：有位国家领袖公开撒谎百余次，这些瞒天大谎后来虽被揭穿，他却洋洋得意，反以自己说谎是「应该」的；另一位「总统」素以说谎著称，却要标榜「真诚」，世人引为笑柄。
按世上法庭，均要求受审者诚实，且要求出庭者宣誓必说真话，但法庭也是谎言漫天飞的地方。无论是原告、被告或证人，都要先考虑其发言是否对自己有利，而将诚实放在一边。除非铁证如山，无法掩瞒，才会供出实情。
而执业律师更多沦为「职业说谎者」，无视于委托人真伪对错，都要用尽各种方法，找出相关法律条文，以有利委托者的立场来辩护，绝对不会先考虑公正与否。有时一个案例宣判的结果，多数人认为不公，但因找不到证据，明知被告或证人之证词不实，也无可奈何。当法官要犯人「从实招来」，有多少犯人能全盘托出？恐怕只有在末日的白色大宝座前，人的过犯无可遁形之时，才能诚实招供吧！
坦白，是对别人从严要求，而要求者本身，偏偏是最大的谎言者。世上的诚信既已荡然无存，人们在尔虞我诈之际，不如干脆让「诚信」由字典里消失，岂不省事？
不行。因为当人一面撒谎时，一面却十分「期待诚信」，总盼望别人能诚实对待自己。世上最大的谎言集团─政府，最希望百姓都以诚实相待，想尽一切方法，使人民效忠。
是的，「诚」在今天仍然有它的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还十分看俏，正如无神论者拼命反宗教，但其内心深处却最需要宗教一样。
儒家以诚为本
中国儒家治学，讲求学究天人，变通古今。但所谓天人者，并不及于宇宙之第一因，也未达到宗教的层次，仅固守于人性的部分。孔子治学态度严谨，不欲以不知为知，所以他对神明避而罕言，仅表示「至诚如神」（《中庸》24章）。孟子对神祇的认知也略同，所谓「圣而不可知之谓神」。
故儒家仅集中求知于人性的部份，对天对神，心存向往，但敬而远之。如《易经》所谓：「神以知来，智以藏往。」认为神明为未知之智，只能保持崇敬的距离，存而不论，而对已知且有心得的人文、哲学部份，尽力经营。这情形与保罗游历雅典时，在坛上所见的「未识之神」（参考使徒行传17：23），虽时地互异，但情况略同。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儒家治学，一以贯之，而所谓一者，就是诚。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20章）这个「一」就是诚。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20章）这个「一」也是诚。
以上所提到的「一」均指「诚」而言。 「诚」为儒家之中心思想与核心价值。孔孟哲学既以人为主体，以政治伦理之道德为其研究之范畴，由万殊归为一本，如老子之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儒家将「道」归纳为「五达道」，将「德」归纳为「三达德」，最后都总括为一个「诚」字，即所谓「所以行之者一也」。
儒家的道德哲学，虽以人为主要的对象与范畴，但仍以天道为无上之向往。故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
按儒家之「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中庸》20章），意谓人要达到真诚，必须选择至善，笃信力行，此思维十分正确，然而天下之至善，只有一位（参考马太福音19：17），即神。但儒家舍信仰而就人性，故其发展便囿于「自明诚，谓之性，自诚明，谓之教」（《中庸》21章）。孔学舍弃对神之追求，俯就于人性之教化，因而走上一条自我限制的道路，自是意料中事。
儒家在追求天道的过程中，能发现人类最高的道德极致为「诚」，而人的困境为「非诚」，这思维应属神赋予人的一般启示中最高的境界。可惜未能得到神的特别启示，自然无法获得救恩，只能在泯灭了神最初赋予人的形象中，以仅余的良知从事对真理的探索，在人性中发掘、寻觅「诚」的踪迹了。
儒家在探究「诚」的过程中，将人的理性发挥到极致，有所谓「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朱子语）所谓「以求至乎其极」，即谓尽性，而尽性即出于至诚。由这种「豁然贯通」的明而达于诚，交互影响，于是「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中庸》21章）。
儒家讲「诚」，已为时数千年，难道这「诚」过时了吗？没有过时。因为「诚」，正是今天人们心中一个最重大的、极待解决的难题。
▲孔学舍弃对神之追求，俯就于人性之教化，因而走上一条自我限制的道路，自是意料中事。
制造谎言的总代表
基督将世上一切谎言的始作佣者，直指为撒但魔鬼，自从人类的始祖第一次失足，便因心虚立刻讲出了谎言。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它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它心里没有真理。它说谎是出于自己，因它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约翰福音8：44）
谎言可说是众罪之源，是启动罪恶的基因。由起初的亚当以降，人类便开始了说谎的历史，此种罪恶在人类历史中递增与累进，以超几何级数迅速增加。
一个婴儿出生后，纵使将他安置在一个没有罪恶污染的地方养育，但当他成长到有了自我意识之后，即使无人教唆，也会自动撒谎。由此可证撒谎为人类原罪的根苗。人要靠自己的修为来匡正，根本无此可能。禅宗所悟出的偈语：「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境界虽高，但应是指人在犯罪以前的情境。
人犯罪后，整个灵魂与人格都遭污染了。人既生于虚谎中，惹不惹，都是尘埃。但儒家思想却能溯及人受造时的原型，发觉人乃因失去了「诚」，才陷于困境。儒家能有这样的反省与觉悟，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但由「格物、致知」而至「诚意、正心」，却为一条行不通的道路⋯⋯
基督将「诚」还给世人
近代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曾制作一部经典影片《罗生门》。影片的主题指出：一件事实经由多人不同角度的观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论，最后让人真假莫辨，是非不明，故「罗生门」一语成典。每天在人类社会中，上演着各种版本的「罗生门」。其实，真理只有一个，不容混淆。但这样简单的道理，人却做不到，且永难达成。
末后的亚当道成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牺牲，便是要拯救人类，回复到当初神创造人的原型：即「本来无一物（无虚谎）」的状态。
纵观耶稣基督一生，都在与谎言对抗。而当时犹太教的掌权者，诸如祭司集团、法利赛人与文士等朋党，以及后来将基督置于死地的大祭司该亚法等，均为说谎者的代表人物。所以基督与这些人物的对抗，正是真理与虚谎者的斗争。
最后，当大祭司逮捕了耶稣，将祂解送到掌生杀大权的巡抚彼拉多手里，要借罗马统治者的手，将耶稣送上十字架处死。当彼拉多审讯时，耶稣在答讯中明言：「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约翰福音18：37下）
这是耶稣基督最后留下的证言，说明祂来到世间的任务，就是要见证真理，要在这个虚谎世界上，重新建立真理的国度。并要以死亡与复活，击败这个撒但统治的虚谎世界。让信奉祂的人，借十字架所赐下的救赎，再回复到诚实的真理。
耶稣早已宣示：「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人必须舍弃这虚谎的世界，才能回到真理的国度。借着末后的亚当十字架的大能，重新建立起被撒但摧毁的真理。要付上神儿子生命的代价，才能销抵这个由撒但掌权的虚谎历史共业，将真正的「诚」还给人类。
这「至诚」，正是中国儒家梦寐以求的至善。儒家及其追随者虚耗了几千年的修为，但所向往的「诚」却离人愈来愈远，像一点遥望的爝火之不可企及。圣经已告诉了我们清楚的答案：人要回复到「诚」，只能借「信」来完成，靠自己的修为与功德是无用的。主所交代的那句简单的训诲：「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人在是与不是之间竟摆荡了几千年⋯⋯
其实，人要回复到「至诚」，并没有想像中那么难；只要坚持一个信念，把握一个关键，便能回复原来的诚，「所以行之者一也」。但这个「一」，不是「诚」，而是「信」。因为人在犯罪后心中根本没有「诚」了。人必须先要有「信」，才能达到「诚」。故「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信也。信也者，悔改接受基督为救主也。 （参考约翰福音1：12，罗马书1：17）
▲电影《罗生门》点破了世人活在虚谎中的迷惘：一件事实经由多人不同角度的观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论，最后让人真假莫辨，是非不明。
向国人宣教须重儒家思想
儒家要以「诚」作为「臻于至善」的原动力。由孔孟时代迄今数千年，历朝各代君主与儒家的追随者，曾经付出许多努力。然而，若「诚」真能成为人类提升道德之力量，人应早已完成世界大同的理想。但自孔孟以降历代诸朝，以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国社会，道德却每下愈况。以今日国人道德水平，与许多文明落后地区的民族相比，多瞠乎其后，甚至要「吊车尾」了。何以故？因国人无力可达于「诚」之境界也。
儒家能在道德的向往憧憬中，进窥「诚」的境界，实属难能可贵。以世界各国之道德哲学家言，儒家思维遥遥领先，故有人言「中国人为神之第二选民」。 「诚」之思维，虽非直接启示，但在一般启示中，亦应为较特殊的启示。但真要达到「诚」，却非人力可及，非基督之十架救赎不可。
儒家将其向往求索之理想，凝聚成一个「诚」字，并投射其不可知之理想以为神祇；以「诚」为宇宙间一切形成运作之「动能」（见陈立夫著《四书道贯》251页），是一种道德哲学的移情作用。儒家以「格、致、诚、正与修身」为途径，力求达于「诚」。数千年以还，儒家所推动的道德方向虽然正确，但卒无所成。其原因无他，具有原罪的人，自己没有力量可以登上「诚」的高峰。壮士本不能自举，只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为人代死，偿还人的原罪与本罪，人才能回复到神创造人时之诚的原貌。
今为国人宣教的盛世，各教会均以向国外宣教为时尚。但在差传之余别忘了：世上最多的是中国人，仍有十余亿人尚在黑暗之中，渴望救恩。而这十余亿等待拯救的灵魂，都具有儒家思想的背景。也许他们从未读过孔孟的经书，但儒家的「灵魂」仍会不知不觉地涌现。他们会在某种情况下不经意地发觉：自己虽未读过圣贤书，还是受到儒家传统根深柢固的影响。
▲国际儒学联合会于2005年9月28日孔子诞辰前后，以山东曲阜孔庙祭孔为主线，举办世界首次全球大祭孔活动，受到国际瞩目。然而，儒家「臻于至善」的理想，却因人的罪性而终究无法达成。所以，要向中国人传福音，绝不能忽略儒家的潜在影响力。儒家思想在经过「五四」与「文革」等历劫之后，近日又再度鲜活起来。国内儒家论坛正在传播孔孟的思想，学术界出版了新儒学者谈《论语》的书，动辄销售百万册，十分火红。而「孔子学院」也已推向全世界，数十个国家中，设立了近百所儒家的学术机构。孔孟的学术思潮，已成功推向全世界了。当此之际，我们的教会在向国人宣教时，还能继续忽视儒学的影响力吗？
作者小档案
殷颖牧师，酷爱文学、大自然及讴歌创造主的文字工作者，也是企编人、出版人及传播工作者。曾任教会新闻周刊企编及社长，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人与行政主管，并牧养教会二十余载。着有《归回田园》、《心灵的苦杯与飨宴》、《石头的诱惑》、《耶稣的脚印》、《十字架下的沉思》等多本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