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期
神国知行Kingdom Knowledge & Practice

中国教会初期姊妹事奉巡礼

1807年,宣教士马礼逊来华,开始基督教在中国宣教工作。十四年后,第一位女性信主受洗,就是梁发的妻子。一百年后,中国的女性信徒人口增至十二多万,占教会人口37%。

西方妇女宣教运动

宣教士来华之初,清廷不淮女眷入境。当时西差会不差派单身女宣教士,而在中国(男)宣教士又限于男女授受不亲,难与当地女性接触传道,妇女事工进展甚慢。后来,1842年的南京条约打开五口通商,宣教士可以带着妻眷在各地宣教,妇女接触福音的机会就增加了。

当时在西方,一些宣教士不理会差会的反对,起来组织妇女宣教团体。妇女宣教运动于1860年末期开始热烈展开。宣教领袖蒙海伦( Helen Montgomery)在她的著作《西方女人在东方》中报导五十年(1860-1910)来华女宣运动的成果,她说:

「1861年,我们只有一位(女)宣教士在缅甸工作,1909年,我们有4,710位单身姊妹在工场上。1861年美国只有一个女宣会,到1910年却增加到44个。以前支持者不过数百位,如今最少有两百万。以前收到的献金不过二千元,如今最少有四百万元。」1

中国自强运动中的妇女生活改革

清末民初是中国风起云涌的时代,清廷腐败无能,列国侵略,发生鸦片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有识之士纷纷起来要求改革,其中包括改革女人的身分与角色。梁启超认为国家积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半人口─女人是寄生虫,不但不能参加国家建设与生产,且是无智力、无体力、无财力的一大群。他又观察到西方的强盛是因为他们的女性很独立,都能对社会国家有贡献,于是发起一场自强运动,是为变法维新。后来又有五四运动,其中妇女权益成了很重要的课题。要推翻封建,不能不废除奴役女性的意识,推动改革妇女的生活。

宣教工作与中国自强运动产生了一连串改革,如废除千年的缠足陋习、兴办女学、医院、孤儿院(收留被遗弃的女婴),还有娼妓、婚姻平等的法律问题等。女子因为教育程度提高,开始投入社会生产行列。一些年轻女子(特别是传道人的女儿有优先权)得以出国留学,学成归来执业如医生、律师、教师等,大大提高女子的地位。

此外,男女宣教士可以并肩工作,也提供中国女子一个仿效的典范。不过,梁家麟博士提出一个有趣的观察:西方差会让女宣教士在工场上与男宣教士并肩作战,什么事工都可参与,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她们一回国,在母会却连讲道都不容许,遑论其他领导工作。梁博士说,其实这是种族与性别的双重歧视2!差会视宣教工场的人在质素与地位上都较差,为「次等」,所以差教会的次等公民─女宣教士去那边工作,自然不需要有什么禁忌。但是宣教士一回到「上等」的母会,就只好自惭形秽了!

廿世纪初期姊妹事奉巡礼

一、教会女传道(Bible women)

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不少单身姊妹投身中国宣教事工。起初,归主的姊妹多属贫农阶层,上层社会的「大家闺秀」不能随便与外界接触,或加入外国人的宗教组织,更何况她们都缠小脚,不便行动。由于当时男女不能在一起聚集,女宣教士在妇女当中要担当全面的工作,从讲道、教导到牧养;从施洗到探访,甚至巡回宣道。这种事奉方式后来成为许多中国女传道事奉的典范。

早期的女传道多是宣教士家中的帮手,后来才分担教会的责任;或为男传道/牧师的母亲或妻子,或受了一点教育的女子加入传道的阵容。中年寡妇任传道的较多,她们的家庭责任已经完成,儿女也长大了,无论身分和年龄都比较方便与女宣教士到乡间布道。单身的女子较少,因为不便在外「抛头露面」。

作为受薪者,女传道可能是当时女性第一个工作赚钱的机会。一般女传道的薪酬少于男传道收入的一半,很多只是部分时间受薪,而主要职责则是援助男传道。

早期女传道的工作主要是协助女宣教士,充当翻译或语言老师、向妇女传福音、到家中或医院探访,和教妇女识字及读经。有专业训练的还可以担任女校的教师或校长、医院的护士或医生,甚至院长。起初女传道多由西差会聘用,后来开始有自由传道,不受西差会支配,甚至开荒创业的也有。

郭佩兰引用梅纳(Luella Miner)报导说,1876年中国有九十位女传道,四十年后(1917)增加到2,500多位,升幅差不多卅倍,到1920年再升至3,300位。可是1930年代女传道的数量大大减少,因女子受教育机会提高,社会比教会更愿意使用女子的恩赐与贡献,待遇也较好,不少姊妹就投入社会了3。

陈玉玲

初以宣教士身分赴云南开荒,先后创办七间教会,其中三间教会是她独力创办的。她的事奉非常全面,圣灵大能与她同在,神迹奇事也随着她所见证的道。她除到处主领聚会外,还开荒植堂、牧会、教神学、编写圣经注释,也祷告医病。根据梁家麟博士说,陈玉玲是全球第一位华人女牧师,于1938年被按立。可是她后来受倪柝声影响,认为姊妹应蒙头,把出头露面的工作和权柄交给弟兄。结果她放弃了牧师的衔头。

▲李添媛牧师著作《生命的雨点》。

李添媛

另一位早期被按立的女牧师是圣公会的李添媛牧师。原来抗战时期交通不便,很多圣公会因无牧师许久没有守圣餐。何明华会督认为既找不到男牧师,女性亦可,就封李会吏为牧师,以补所缺。没想到战后交通恢复,有足够男牧师主持圣餐,很多圣公会教省和教区就群起反对李添媛任牧师。跟着英圣公会大主教施压,要李牧师放弃牧师名衔,否则何明华必须放弃主教职位。结果李牧师只得让步4。

二、女奋兴布道家


廿世纪初,中国正经历再生之痛,人心思变,各地有大复兴,神兴起一些奋兴布道家,其中不乏姊妹。中国教会历史中,蒙神大用的神仆如王明道、倪柝声、宋尚节、计志文、赵世光等为大家所熟悉,但很少人知道与他们同时代有不少姊妹也一样被神所重用。

▲《余慈度─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复兴的先驱》。

余慈度
余慈度生于基督教家庭,父亲曾为军医及牧师,她十五岁入医学院,读了八年。后曾到韩国宣教,回国后被圣灵带领卷入大复兴行列中,成为神重用的器皿。吴秀良教授认为,余慈度是1930年代以前中国最著名的奋兴布道家,对中国教会的复兴运动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然而很少人听过她的名字,她是湮没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历史中的人。

吴教授将她从历史的瓦片中发掘出来,经过史料的追踪,归纳她的贡献如下:

1.她是中国人中最早脱离西差会的经济支配,完全凭信心生活的传道人。

2.她是国际最具属灵权威的「开西大会」 (Keswick Convention)中,惟一被邀为主要发言人的中国传道人。

3. 她透过「查经祈祷处」培育不少称职的女传道。因她讲道培训出来的传道人,成为1930年后第二期复兴运动的关键人物。

4.倪柝声是其中一人。他在十七岁那年(1920年)参加余慈度主领的布道会,受感归主及献身传道,李常受则在1925年献身。王载、赵世光等好些奋兴布道家,也在余的影响下献身传道。 5

5. 庄祖鲲牧师说:「1920年代神兴起许多像余慈度这样的姊妹,成为教会的领袖,然后再借着她们带出许多弟兄来接棒。这对今日华人教会仍然争论不已的『女性在教会中的角色』问题,提供宝贵的历史个案,值得我们再思。」6

蔡苏娟
父亲是清朝高官,本来虔信佛教,看不起基督教。但后来为了学英语入了宣教士办的女校读书,结果信了主。她后来蒙神呼召,与一些同工组织「中华国内布道团」,最初的目标是去云南传福音,因那边很少宣教士。她常主领奋兴布道会,也下乡布道,许多人归主。后来染了眼疾,有五十年之久在暗室中以床为讲台,以暗室为教堂,带领无数人归主,成为「暗室之后」。

在1920年代后期,到处领会的女性有王淑、焦维真、胡蕴琳、蓝如溪、胡美林、刘素琴等。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引约珥先知的预言说:「神将祂的灵浇灌祂的仆人和使女,她们就满有能力见证神的道。」(参考使徒行传2:18)。

王淑是山东人,曾任教师和编辑,后来自由传道,蒙主大用,领很多人悔改。焦维真也是山东人,曾在金陵神学女校教学,后来到处巡回布道,一年内向数万人传福音,讲道近三百次。曾开办灵光灵修院,后到中华神学院教学,1940年还担任港九培灵会主要讲员。中共建国后,曾与何守瑛等合办退休传道人的休养院。胡蕴琳是上海人,不但在中国教会,也在西教会中主领奋兴布道会。抗日战争期间,还开办孤儿院,收容难童数百人。蓝如溪和胡美林都是西教士培养出来的人才,曾留学美国,后来回国任教及巡回讲道。蓝如溪任伯特利神学院的院长,胡美林任伯特利孤儿院院长7。

▲胡蕴琳著作《祂握我手》。

梁家麟博士分析,女奋兴家的兴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姊妹有机会受教育或神学教育,就会有更大的事奉空间。据他观察:女奋兴讲员通常都是由女西教士培育出来,且与西教士一直有美好的团队配搭。而男奋兴家的团队精神则较差,通常共同事奉一段时间就吵架分手,自己出来另起炉灶。另一个特征是她们大多是独身的,且常结为亲密的同工,如蔡苏娟及李曼,胡遵理与石美玉、蓝如溪和胡美林等8。

▲胡遵理教士和石美玉医生。

▲蔡苏娟及李曼。

三、女神学家及文字工作者


很多圣经学院毕业的姊妹,都不能被差派担任牧会工作,一来教会不让女子独当一面,二来女子教男子仍属少数。结果神学院毕业的姊妹多出任女校教员,若有医疗方面的负担和兴趣,派送训练后就在教会医院工作。所以姊妹有机会在神学方面有更深训练的为数不多。 1922年全国圣经女校及女子神学院共卅八间左右,但真正符合神学院资格的只有两间。由女宣教士及女奋兴布道家任教。

罗圣爱
生于基督教家庭,曾在教会学校读书,早年献身事主。她坚拒父亲为她安排婚事,十八岁那年举行特别仪式,当众宣布终生不嫁,全心全意事奉神。她曾在真光书院教圣经,后被邀到梧州建道教书及协助开办女院。 1920年代中叶,民族主义高涨,传教士被迫将学校管理权交给华人,女子神学院的院长及管理就落在华人姊妹手中。罗圣爱于1922年担任建道女院院长9。

陈伟昆
生于广东潮州一个农村基督教家庭,母亲是女传道。十一岁那年,在余慈度主领的奋兴会中深受感召。后在美国得到文学硕士学位后,曾回国在医院工作,1945年决志出来传道,遇到陈玉玲后,联袂到香港神召圣经学院任教,直到退休,着有多本先知书和解经书籍10。

▲罗圣爱(Amy Law)与建道女院一景。

李渊如
生于非基督徒之家,由于跟宣教士学英文而接触基督教。 1920年加入南京金陵神学女校,负责教职与传道部,并负责《灵光报》的编务。她是一出色奋兴布道家,常被邀到各教会讲道。 1923年还被邀到福州的小群教会讲道。 1928年开始与倪柝声同工,并在上海福音书房担任编务与出版工作。可惜后来倪柝声宣布反对妇女公开讲道,她只好放弃讲道的职事11。

▲李渊如著述全集。

四、机构创办人

伯特利布道团
是由美国宣教士胡遵理与石美玉医生一同创办。起初开办教会,后加办医院、护士训练学校、女校及儿童工作。后来还发展成为布道团,到各处主领布道奋兴聚会,其中团员包括计志文、宋尚节、赵世光、还有许多女性奋兴家。梁家麟博士认为,伯特利布道团对华人奋兴布道传统有很重要的影响。

中华国内布道团

蔡苏娟、余慈度都是发起人之一,从调查中发现云南、广西、贵州、甘肃等地宣教工作很弱,于是联合起来宣教,陈玉玲就是其中一位被差派的姊妹。

梁家麟博士认为,不少具有创新性的事工与机构,原都是由妇女发起建立的。但在事工上轨道、有组织之后,就会有愈来愈多男性同工参与,而在一、两代领导层转换以后,领导权常常由女性手中转移到男性,而且开始教导说姊妹不宜领导12。

抚今追昔?今非昔比?

中国教会成立初期,特别廿世纪初,姊妹有很大的事奉空间,都能遵照圣经教导按呼召与恩赐服事,为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扩展神的国度。但是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姊妹领导事奉的空间普遍缩小,在北美尤为显著。姊妹在讲道、教导及领导的参与上,遇到许多障碍,问题出在哪里?值得深思。笔者在此简略提出几个要点13:

1. 时势造英「雌」:廿世纪初,中国社会大动荡,人心思变,教会经历大复兴。姊妹在更新运动中通常有较广阔的活动空间,因这些运动多少带有末世危机和耶稣再来的意识,局势迫切使人不计较角色问题,谁有恩赐谁就担当责任。

2. 选领袖不公:教会或机构开创期间,因人手不足,姊妹担任领导没有人会说话。工作一旦上了轨道,教会有组织,权力架构分明,选领袖时开始看重权力与地位,多过看重生命、恩赐及事工的需要,姊妹便被推到边缘,有领导责任的更要退位让男。

3. 宗派的影响:许多华人教会属美南浸信会及宣道会,对姊妹领导的事奉采取较保守立场;另外不少独立教会有聚会所背景,受倪柝声「姊妹事奉观」影响。廿世纪初,基要派兴起,为了抗衡新派的社会福音,把基督徒该有的社会关怀束之高阁,妇女问题又不幸常与新派拉扯在一起,一并被排斥。福音派影响力中心由原来的东北地带转到强调妇女绝对顺服的南部(美南浸信会),姊妹事奉的自由也因此受限制。

4. 神学院的影响:华人神学生较多的神学院如达拉斯神学院、韦斯敏特神学院、三一神学院、慕迪圣经学院等对姊妹的领导角色有许多的限制,按牧更不会考虑。有些神学院早期不收女生,后来肯收女生,但不许她们选修讲道学。这些神学生毕业后进入华人教会牧会,塑造了教会对姊妹事奉的立场。

总结

中国妇女数千年来受了许多的压制,宣教士把福音之光带来中国,教会虽只有二百年历史,中国妇女的命运却已改变了,经历身心灵的释放。深愿华人教会不再「缠裹」妇女的手脚,使她们能为天国发挥神所交托的恩赐与责任。


1. Tucker, Ruth A. & Liefeld, Walter. Daughters of the Church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7), 310-11.
2. 梁家麟: 《华人传道与奋兴布道家》(香港:建道神学院,1999),页124。
3. Kwok, Pui-lan, Chinese Women and Christianity, 1860-1927 (Atlanta, GA.:Scholars Press, 1992), 81.
4. 梁家麟,《华人传道与奋兴布道家》,页153-4 。
5. 吴秀良,《余慈度──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复兴的先驱》(Boston, Ma.:比逊河出版社,2000),页21-22。
6. 吴秀良,《余慈度──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复兴的先驱》,页6 。
7. 梁家麟,《华人传道与奋兴布道家》,页135-140。
8. Ibid., p. 153.
9. Ibid., p. 127-8.
10. Ibid., p. 147.
11. Ibid., p. 156-7.
12. Ibid., p. 140-44.13. 邱清萍、刘秀娴、吴淑仪:《还我伊甸的丰荣─从圣经、历史和社会问题探讨妇女的身份与角色》,(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 2004年再版),页192, 219-220。

作者小档案邱清萍传道在美国中国信徒布道会事奉卅余年,曾任副总干事,负责文宣事工及人事管理。除主编中、英刊物,督导书籍出版及书房事工外,亦有著作中、英文章及书籍,已出版书籍有《行在爱中》、《还我伊甸的丰荣》、《异端与极端》、《教会冲突的处理与重建》等和一些编著与翻译的书籍。此外也在各教会讲道,主领退修会及讲习班。目前邱姊妹在中信担任事工专员,专职写作与讲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