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成了一台戏

【访谈篇】访李靖惠导演

记者／周玮玮

编者按：台湾导演李靖惠，长期关注移民题材，曾耗时13年拍摄关注台湾移工的纪录片《面包情人》，荣获数十个国际影展奖项。她在2018年6月底再度来到纽约，为新片《爱子归来》在北美进行后制筹资。该片聚焦纽约移民，希望展现超越种族、语言和文化的大爱，同时也通过文化冲突展现生命之美。一个盛夏的午后，记者对与李导演（下称李）进行了深刻恺切的访谈。

在拍摄《家国系列》到《爱子归来》纪录片的过程中，您一贯的主轴诉求是什么？

李：移民议题古今中外从未停歇。人类从亚当及夏娃开始，便迁移旅程，经历没有神保护伞的遮盖下，人性情感及肉体上的挣扎，展现了一个又一个血泪交织的故事。

开拍《家国系列》的初衷，要从外公说起。记忆中，自己七岁之前几乎是在外祖父母的呵护下成长，因此我与两老深厚的感情，不言而喻。民国前一年出生的外公和外婆一直居住在台中大肚乡，喜欢莳花弄草，在百卉齐放、虫鸟争鸣的乡野怡然自得，直到外婆住进养老院的那天开始，外公平静的生活瞬间有了变化。

指腹为婚，结缡60载的外公外婆，一辈子从来没有分离过，如今被迫分居，是冲击一。同时，为了让外祖父得到妥善照顾，住在台北的小舅特意将他接到台北。然而从乡村迁至城市的转变，成为老人家的冲击之二。东海大学建筑研究所专任副教授关华山曾说：「被迫的移动对人性有一定程度的归属感撕裂！」

寄居在儿子家，虽有儿孙绕膝，然而老伴不在身边的怅然、有家归不得的无奈，更加催化外祖父内心的乡愁。一天，我到养老院探望外婆，恰巧看见南下的外公坐在外婆病榻边抚摸着外婆的脚，仔细地打量她。面对已失智的外婆，外公还深情款款地问着：「妳捂欢喜某？」（闽南语「妳开心吗？」）接着，他甚至贴近外婆的嘴唇，开始亲吻着她。我赶紧拿出摄影机捕捉这珍贵的瞬间。

从外公毫不矫揉造作的举动，顿时悟出了一个道理：「原来爱就是不求回报地去取悦对方，即使在病榻上。」这一幕后来成为《家在何方》一片中的结尾，无声，却撼动人心。

从1999年的《家国系列》四部曲到2009年的《面包情人》，及至2018年的《爱子归来》，我对纪录片的拍摄，始终秉持一个原则，欲借着感情与史实的结合，引起普罗大众对人性的共鸣。有别于新闻单一的据实报导性，我期待将更多情感的浓度，透过电影，灌注于真实生命故事里，刻画出心灵的诉求。台湾公共电视制作人巫知宜曾经这样形容我的创作：「以柔性的政策带出内心的抗议。」

继《家在何方》之后，我又将焦点放在失去老伴的外公身上，拍摄了《亲亲我的爱》。那时外婆已经离世，我与外公同住，用自拍的方式，细细纪录外公对外婆的思念、信主受洗的见证以及最后弥留出殡的过程。清晰记得外公出殡的那一幕，我节录圣经传道书中的部分内容，在大雨帮衬的背景下，用话外之音表达对生命永恒的答问及人生最终的归属。

(上)《面包情人》主角之一贝比。
(下左)《面包情人》海报：萝莉塔。
(下右) 杨妈妈20年多来持续写信关怀受刑人。

拍片前后，移民族群的生活态度对妳有什么特别启发？

李：我认为移民在新环境中所体现的「坚忍拼搏」，特别让我动容。以《面包情人》中的菲妈移工为例，他们为了寻求更稳定的经济来源，毅然离开自己的属地，勇敢地向外发展，即使付上与家人分开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如候鸟般，在某个时期往某个地域迁移，这些移工内心都有一个理念：这是让家庭得温饱最合适的途径。比如《面包情人》中的贝比与丈夫，把儿子留在菲律宾，妻子只身来到台湾工作，丈夫则远赴中东的杜拜发展。心里虽然对孩子有万般不舍，但是为了更好的明天，夫妻俩只有咬牙向前走。

另一位《面包情人》中的菲妈罗莉塔，为了提供女儿继续求学的机会，独自来到台湾，饱受与家人分隔之苦16年之久，但是她却说，这是一个母亲的自觉，也是为家奉献心力应尽的责任。

在《爱子归来》一片中，两位移民母亲面对人生逆境，并没有任风浪扑灭内心的斗志。老年丧子的凄凉，儿子锒铛入狱的绝望，本是理所当然的结局；但是这两位胸襟超然的女性，竟是将心中的失落化为力量，凭着对上主的信心，顶着风雨走了过去。一位是靠著书信鱼雁往返，带领无数受刑人归主的杨妈妈，宛如桌下的暖炉，借着真诚的文字，安慰许多黑暗中失丧的灵魂。她的生命就像那雪地里的草，蕴含坚韧的生命力。

另一位是锲而不舍，想尽办法为儿子郑海光平反冤狱的郑妈妈。 1993年《金色冒险号》事件，引发美国政府高度注意黑帮的人口贩运交易，订定一连串的严酷法规来制裁所有相关犯罪。在这样的氛围下郑海光变成了时代的牺牲者。

为了偿还蛇头的债，海光辛勤工作努力偿债，却没料到阴错阳差，被人利用，卷入绑架强奸案，最后被判84年冤狱。郑妈妈为了帮助儿子洗刷冤屈，只身来到美国，住在狭小陋室里，除了要忍受虱蚤虫害以外，还历经迁居12次。在毫无生活品质的情况下，郑妈妈始终不放弃为儿子申冤的机会。这种不离不弃的母爱，是最接近神的爱。

就您观察，劳工移民对当地社会有什么价值与影响？

李：就社会阶级而论，不同阶层在一个空间都有不可或缺的角色份量。劳动阶层所提供的劳动力，看似平凡，却不可或缺，对人们基本生活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劳工移民为了生活，常从事中产阶级所不愿意做的工作：「低工资」、「劣环境」、「长工时」，在这样不堪的生活中，却仍被主流社会歧视。

当初我之所以拍摄《面包情人》，便是看见劳工生命的价值。那一个个在异地认真工作、挥汗如雨的背影后，潜藏值得尊敬的高尚人格。当菲妈们尽心竭力在养老院照顾与她们没有血缘的耆老时，不仅老人孤单寂寞的心得到慰藉，菲妈离乡背井的乡愁情感也得到交流释放。

在拍摄《爱子归来》时，我领悟到不是所有受刑人都十恶不赦，他们移民生活中不为人知的辛酸，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呢？ 1980年代，大批的偷渡客从福建沿海涌入北美，而造成这股偷渡旋风的原始点，除了美国财富的拉力，还有多年来的文化包袱：害怕贫穷、留在本乡被视为没出息。因此，不计其数的福建移民付上金钱、生命的代价，选择一条看似违法却也可能是一线生机的不归路。

藉由纪录片传递的资讯，盼望能成为一座桥梁，唤起大众对劳工移民的同理心。

▲李靖惠导演（中坐者）指导学生用手机制作见证短片。

劳工移民的生活有哪些部分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他们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李：首先，与家庭分隔所产生情感上的压力往往是移工的头号困扰。以先前提过的贝比为例，因为长时间与家人分开，导致夫妻之间互相猜忌，孩子也变得与她疏离。贝比心有所感，曾经写了一封短诗：「我像一颗星星，有时候出现，有时候消失，但是请你不要忘记，我还在这里……。」惆怅无奈之情令人唏嘘。

其次，在许多地方，移工由于不受当地法律保护，在长期工作没有休息的情况下，过劳疲惫是另一个杀手。而移工所受的不平等待遇，常被人忽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可说是另一种变相的歧视。

再者，基于种族保护主义，不少国家在移民政策上紧缩，使移民的工作机会受限。以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为例，如今川普颁布的新移民政策，优惠本国国民，提高接受外来移民的门槛，并且针对非法劳工阶级移民，毫不留情地下了逐客令。

▲2018年7月，李靖惠导演于丰收灵粮堂举办的短片制作工坊获得热烈回响。

做为基督徒，视觉传播的工作，赋予妳什么样的使命？又该如何鼓励新人承接落实，普及社区？

李：在如今这个高速网路的时代，影音媒介对大众的影响无远弗届。透过社群网络，资讯资讯快速地植入人心，文字影像的魅力不仅在它所带出的视觉效果，更在于它内藏深远的影响力。圣经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哥林多前书4:9）我当初选择拍纪录片，纯然是想要把自己所经历的生命故事经由口语、文字、影片呈现出来。一部好的纪录片若是要有穿透力，细节的经营必不可少，藉由点点滴滴，主角的心境情绪随着故事高低形成一种难以抗拒的张力，自然地与台下观众连结，一个个镜头的交替，都能牵引萤幕前的人心。在许多影片放映会的场合，总能遇见好些人对我表达影片带给他们内心的震撼。有次在北美的一场《面包情人》播映结束后，一位男性观众就非常激动地来告诉我：「导演，谢谢妳，现在我知道我的选择了！」

除了导演的身分外，我也是一位全职在大学里教授影音课程的教育工作者，影音媒介俨然是新世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个「用手机就可以拍电影」的时代，影音事工未来的发展举足轻重。然而要吸引更多人来进一步认识并参与这份事工，惟有透过在社区中建立教育培训的机制，招贤纳士，才能接棒传承。

2012年，我应邀众教会邀请，带着《面包情人》来美国巡回映演。神给我一个「面包情人行动电影院」的异象，以电影巡回与媒体教育训练的方式来扩展神的国度。 2014年4月，我们在神国资源为基督协会所主办的文化营课程中，首次开设「我遇见神的故事」工作坊，大力推广影音传播与福音的连结。初试啼声就有40多位学员报名。许多新血的加入，使我们备受激励。

在祷告后，2018年，我们在纽约成立了「面包情人电影公司」，作为事工发展的北美据点。近年来，我们的触角，已从纽约延伸到宾州、麻州、德拉瓦州、印第安那州及洛杉矶等地。 2018年，借着《爱子归来》的北美放映会，我们在纽约丰收灵粮堂举办第三次影音训练班，再度引起许多社区民众的关注和热烈回响。

电影宛如一扇人生的窗，捕捉生活中不同季节的替换更迭。投射在窗棱间的，有时空迁移下，一个个扣人心弦的真实故事和情感挣扎。骤雨有时，虹彩有时，狂风有时，宁静有时，欢呼有时，低落有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当生命导演喊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戏码就跟着祂已编好的剧本延伸，直到完结落幕。没有比较，没有怀疑，只要把自己的角色淋漓尽致地发挥到极处，我们便不负所托。虽有险阻试炼，惟有倚靠那加力量的，努力「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腓立比书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