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makes a "hero"
【與流行文化對話１】《我不是藥神》呼喚的是甚麼？
今年（2018）7月初，中國電影《我不是藥神》剛上映，就橫掃海內外華人圈，讚譽不絕。通常我不趕熱門的東西，但兩天內先後收到幾次鏈接推薦，終於點開一觀。
的確不錯！這部影片，名字從《印度藥神》，到《中國藥神》，再到魏碑體書寫的《我不是藥神》，以〈生如夏花〉為宣傳歌曲，表達生命絢爛的美好。而故事主線，描繪了中國白血病人面對的困局，及困局中出現的社會英雄。廣大觀眾為劇中人物揮灑熱淚，深深感動。
意外的是，電影雖然也有讓我動容的場景，但主人公程勇最後在選擇「做案」時的動機—許多人深受感動的原因之一，卻沒讓我特別「動情」，覺得不太自然，屬於「人造的英雄」。
故事：原型與戲情
影片主角程勇，其真實原型叫陸勇，大學生，成功小企業主。三十四歲那年確診患有慢性粒細胞白血病，吃了兩年瑞士藥格列衛（影片稱藥名為格列寧），花掉了近六十萬人民幣，不堪重負，於是改用印度仿製藥，效果同樣，藥價卻只是瑞士藥的二十分之一，就推薦給其他病友，甚至幫忙代購，結果因「涉嫌妨礙信用卡管理罪和銷售假藥罪」被捕。消息傳出，1002名患者聯名簽字聲援，要求寬大處理。一年後，檢方決定不予起訴。
改編後的故事：主角程勇，喜歡動粗的中年落魄底層男，生活捉襟見肘。為賺錢給老父做手術，不得已走私印度廉價白血病藥格列寧，客觀上助人也利己；後被脅迫退出江湖，搖身一變為衣廠老闆；但目睹原核心員工因無藥可吃而病危、棄世，又見眾多白血病患者面對同樣的苦難，遂重入江湖，知法犯法，並倒貼大部分藥費給病人，最後被捕判刑。白血病人夾道致意，目送囚車，後減刑出獄。字幕曰：這事引起國家高度重視，將該藥納入醫保範圍。
▲《我不是藥神》宣傳海報，喜劇的呈現，與內容的沉重形成鮮明的對比。
甚麼能讓平凡人，驀然變身為英雄？
說句心裡話，這是一個「好看」的故事，演員也演得好，讓人心理上也得到某種安慰和滿足；但感動力因為「虛」而少了些。
平凡人一般沒有很偉大的個人雄心，要成為英雄一般要有兩個條件：一是有潛在的人格力量和能力，因時勢所逼，潛能爆發成了英雄，如木蘭；一是要有信仰之力，憑信仰超越自我，戰勝困難，成為英雄，如修女特蕾莎，如聖經裡的基甸。
木蘭和特蕾莎修女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這裡不多言。基甸本是膽怯而平常的人，聖經士師記第六章記載，他堅稱自己家在以色列支派中最貧窮，他在自己家中最微小，因而當上帝的使者奉命去選召他、稱他為「大能的勇士」時，他毫無自信，正在能安全避敵的地方打麥子，一再求證神是不是真與他同在後，這才舊貌換新顏，有勇氣去拆毀巴力偶像的祭壇。最後因為神的同在而越來越不凡，敢於帶領三百人英勇無畏地擊敗強敵十三萬多，成為族人的英雄。
「英雄大躍進」
《我不是藥神》主角最後成為人們心目中的英雄，但「做案」動機卻讓人存疑。
「做案」—明知犯法偏要犯的行動，有預謀。電影中，程勇最感動人的就是他最後的「做案」—有意有謀地去印度走私低價藥，雖是犯法，但因為可以救人—救那些與他無親無故、患有白血病的人，他不僅鋌而走險，還倒貼約四分之三的費用以補不足。
這樣的人格高度和勇氣，對程勇來說，我覺得有「大躍進」之嫌，是導演和觀眾理想的投射，而非寫實，有點像好萊塢個人主義英雄片，好看但不特別感人。為何如此說？
影片一開始，在買所謂印度壯陽「神油」的小鋪裡，程勇出現在觀眾面前，頭髮亂糟糟油膩膩，邊抽煙邊玩電腦自帶的撲克牌遊戲。很快我們就看到，這是一個生活在「一地雞毛」中的人：病父一直需要藥費，他幾乎難以招架；屢屢拖欠房租，房東正在步步跟他急；太太因他家暴與他離了婚，正要出國並把孩子帶走，要他放棄一週見孩子一次的探視權。他的態度是這樣：
1. 父親長期患病，醫病燒錢，醫不醫？醫！錢呢？邊走邊想辦法。
2. 孩子讓不讓前妻帶走？當然不。可妻子也不後退，覺得孩子跟他他帶不好，還找來律師跟他談，他不談，直接對前妻和律師大打出手。
3. 房租交不交？沒錢，先不交，拖著唄。
但難題加大，選擇成為必須。以下是其中幾件大選擇：
▲編劇和導演似乎將一種對社會公義的深切呼喚，投射到程勇（中）這個小小的人物身上，廣大觀眾對社會公義的需要，在這個角色身上得到了回應，《我不是藥神》的英雄於是應時勢而生。
選擇一：走不走私藥物
一朋友知道他總缺錢，給他介紹了一條賺錢的路子：去印度走私可治療慢性粒細胞白血病的藥物「格列寧」。正版藥市場價四萬一瓶，可吃一個月。要活命，病患吃掉積蓄，吃掉房子，吃得傾家蕩產，但也只能維持一段時間。一名叫呂受益的病患本想自殺，可是作了爸爸，有了活下去的牽掛，知道印度山寨版仿製藥的藥效一樣好，但價錢便宜很多，所以來找程勇，希望他去幫忙買藥。可走私藥物是違法的，要坐牢。程勇一口回絕。
但他遇到了棘手的問題：父親的病必須做手術，否則後果堪虞。但手術費是個天價，怎麼辦？程勇思想鬥爭後，將被房東封了門的前住處窗戶玻璃砸了，進去將呂受益留給他的電話號碼找了出來，走上了違法販藥之路。因為藥效好，售價僅五千，救了不少人，這違法之路也讓他可以將父親送進手術室。
選擇二：放不放棄走私藥物
程勇的走私生涯剛剛做得順風順水，不期與一個懂得用合法管道販賣假藥（沒藥效的藥）的組織發生了衝突，大打出手。對方不善罷甘休，以預付兩年收入的方式要程勇出讓生意，並動用警力逼他就範。程勇思忖再三，拿錢成交，為此，與尊他為「勇哥」的核心成員翻了臉，告訴他們：我上有老下有小，你們應該感謝我！白血病人跟我有甚麼關係？我又不是病人。呂受益難過，問他是不是喝多了，他說：「滾！」
選擇三：要不要重新走私藥物
「棄暗投明」後的程勇，開始了新生活，成為一家製衣廠老闆。不料呂受益的妻子來求他救命，因為他不幹之後，走私藥價漲到了三萬，無數病人無法購買只能任病情惡化。後來連這一途徑也沒了，政府介入，藥販在逃。呂受益過了治療期，不想連累家人，選擇割腕自殺，未遂。
程勇處理完生意上的急事後去看呂受益，他們的對話是讓我感動的一幕。程勇說：「你膽子大了，敢自殺了？」呂受益溫和地笑：「吃個橘子？……這個髮型很適合你。」死亡的陰影下，人與人以平常心溫柔相待，在黑暗散發著人性柔和的溫馨。
接著程勇聽到呂受益接受治療時，雖將毛巾塞到嘴裡也無法忍住的慘叫。呂半夜被病痛折磨醒來，憐惜地看看熟睡的老婆孩子，終於決定不再拖累親人，自絕而去。
呂受益的苦難和選擇，震撼了程勇，他從那些來為呂送終的白血病人中間走過，內心翻江倒海，決定為了這一群人重入江湖。不僅如此，因情況有變，他只能以三千元買進，但以五百元賣出，每月倒貼幾十萬藥費，而且將範圍推至全國，誰需要他都給。
法庭上，被問及有甚麼話說，他說，看到這麼多病人沒藥吃，「我難受」。「我承認，我犯法了，無論怎麼判決，我沒有異議。我只希望，未來這個社會可以變得更好一點。」
若屬同質提升，怎能脫胎換骨？
主角程勇如此高尚的「做案」動機是怎樣形成的？上述三大關鍵性選擇，前兩項都比較自然，順理成章，後一項境界非常高，可謂偉大，讓他成為病患和觀眾心中的英雄。不過如此高大的人格轉型，有太過突兀之嫌。
按照劇情，救人性命是他的「做案」動機，可是這動機在這麼一個角色身上，會突然變得這麼強嗎？可以強到：
1、放棄他生意幾乎全部的收益。他的小廠給他帶來每月幾十萬的收益，這幾十萬，為了白血病人全部要賠上。等於說，給白血病人買藥，成為他全部的「事業」，以後人生就是為此而活了。這樣的價值觀和人生觀的顛覆，對於沒有信仰、原本也不很高尚的他，轉得有點猛。
2、放棄孩子的撫養權。以前為此對前妻大打出手，現在為了非親非故的白血病患者，就可以導致他做出與以前完全相反的決定？白血病人的苦情，在他選擇洗手不幹的時候也見過無數，當時為避禍視而不見。現在，一個他當初喊「滾」的人死了，就成了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動力嗎？不需要再考慮老父和孩子？我感覺有點突然。
再回頭看看這個角色的人格起點之一：用拳頭跟妻子交流，是個在家施暴的男人。根據《今日心理學》網psychologytoday.comNotes，對妻子施暴的男人有五大特點：
1. 無法承受受傷的感覺，一旦感覺受傷就想懲罰對方。
2. 覺得自己有理所當然的權利，不容被冒犯。
3. 缺乏同情心。
4. 缺乏問責制的監督，因而可以為所欲為。
5. 有未處理與解決的創傷，一碰就爆發。
這五點中，最後一點影片沒有任何交代；前四點中，第三點同情心則是一個人要利他、大度和高貴所必須具有的心理基礎。雖然影片中對他的同情心在其他場景有所交代，但家暴男這個最初的形象，成為塑造後來英雄形象的敗筆；雖然他的境界在影片的發展有自然提高的部分，但最後到達如此高度，還是有建樓建到三層就直奔第十層去的感覺。
這麼好的票房記錄說明甚麼？
但感覺違和的人可能並不多，觀眾用買不買票表達自己的觀點，《我不是藥神》的票房四天突破十三億、一週突破二十億人民幣，這其實是對希望和公義的投票。
羅琳藉小說人物鄧不利多說過一句話：「遠比我們的能力更能顯明我們真正是甚麼樣的人的，是我們的選擇。」如程勇這般最後做了如此偉大的選擇，必須要有強大的內在品格為底子，或者有強大的信仰為動力，才可能完成人生的巨大跨越；而這兩點，他的身上都沒有。編劇和導演似乎將一種對社會公義的深切呼喚，投射到這個小小的人物身上。當企業惟利是圖，政府沒有作為（影片始終政治正確，未有觸及），我們多麼需要這樣的社會英雄！
顯然，這樣的需要不僅只屬於編導，廣大觀眾對社會公義的呼喚，在這個角色身上得到了回應。加上影片的藝術呈現和演員對角色的出色詮釋，票房成績驚人也就不意外了。這樣的心理滿足情況之下，若執意探討角色的真實性實屬多餘，惹厭。
但還是要說幾句。如果故事發展中，能著墨身患白血病的牧師或者教會病友多一點，好好了解和塑造一下有真實信仰的人物形象，或許這信仰能成為程勇的信仰，那麼他成為英雄就不是生硬地質變提升，而是真的脫胎換骨，「人格升級」會更可信。畢竟，基督信仰方能讓人發生顛覆性轉變，成為哥林多後書裡面所說的「新造的人」，願意獻身社會公義和大眾救贖，是歷史上和現今世代都不乏其人的真實存在。
Li Wenping, traveler, executive editor of this magazine and Fengrong Online Magazine, and special editor of communications. He once served as editor, anchor, columnist and editor of different magazines and poetry magazines at CITIC Broadcasting. He is the author of essay collections "The Day the Lily Blooms" and "The Road Is an Extension of the Soul". His various texts have been scattered in variou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His early poems were Won the Ai Qing Cup World Chinese Poetry Excellence Award.